原生家庭的困境,来自这个“最像现代”的古代?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和左丘明、司马迁一样,都是隔着茫茫云雾遥望那个时代。”



记者|孙若茜

李敬泽说,春秋人物总是“在事里出没”。在《春秋》《左传》这样的编年体史书中,一次出奔、一场杀伐、一句进谏,事情发生后,记载转入下一年,事中的人也不再出现。有时留下的只有几十个字,甚至十几个字。短促的记载让人总想继续追问:做出那个决定以前,那个人经历过什么?他想保全什么,又在害怕什么?那些后来被解释为忠、孝、仁、义的选择,在尚无现成答案的生活中是怎样形成的?《破空:春秋异客传》(以下简称《破空》)正是从这些追问出发。李敬泽试图把人从事件中重新辨认出来,回到这些观念尚未定型的时候,看它们怎样从具体的冲突、选择和失败中发生。

《破空》从公元前722年写到前630年,11篇文章写了29个人。文章很少为一个人单独立传,人物在不同的篇章中来去。一个人的性格,往往要在与他人的纠葛中才显现出来。在李敬泽看来,他们都生活在西周覆亡之后:曾经的礼乐天下已经成为“失去的乐园”,眼前的世界充满不确定,他们只能一边回望,一边向前。

《破空》书封

李敬泽已经在春秋时代“游荡”近30年。他善于从文字缝隙里发现线索:一闪而过的人物、可疑的叙事转折、不同记载之间的矛盾,都会引出追索。这种写法首先要面对史料的限度。李敬泽以《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古代叙述所载事实为基本边界,同时留意史家如何叙事:时间怎样被压缩,道德判断又是否遮住其他可能。他有意与既有的现代研究保持一点距离,希望先尽可能直接面对《诗经》和早期史籍中保存的古人对世界的理解,再在这一基础上借助现代人的经验推想人物。想象成为接近古人的方法,但也需要受到约束。他说:“‘他者’是不驯服的,不是你的玩偶。”有些空白可以依据时间线索与人生经验尝试重建,有些则只能保持空白。

《破空》所写的人物都生活在孔子出生以前。后来由孔子及后世儒家反复辨析、整理的伦理观念,在当时还不是一套现成的“课本”,这些人却已经要在具体处境中辨认何为仁、何为义、何为信。在这些人物中,李敬泽尤其着迷于晋国人物身上的行动力与道德敏感,仁、义与信在这里不再只是后世抽象的名目,而是“白刃相见”的切身问题。

李敬泽希望走近这些人,又不能轻易把他们解释成我们熟悉的样子。他说:“‘隔’是绝对的,‘不隔’是相对的。”这次采访也由此展开:文学能否进入历史人物的内部,想象在史实面前可以走多远,现代经验又应当在何时退开?我们还谈到女性如何在不同史料的目光中显形,也谈到当“天”不再替人做出判断时,人又怎样凭自己的信念与勇气做出选择。

以下是本刊对李敬泽进行的专访。

春秋是最像现代的古代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我们谈《青鸟故事集》时,你说那不是学术作品,而是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和想象,“最终是一部幻想性作品”。到了《破空》,你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在事实层面,你遵从《春秋》《左传》《国语》《史记》。这两种表述之间似乎既有延续,也有某种边界上的变化。现在你怎样理解文学想象在历史事实面前的权限?你会怎么定义《破空》这部作品?

李敬泽:关于春秋时代,我们所知甚少,古人知道得其实也不多。当时各诸侯国都有简要的记事本一样的编年史,但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所谓“四书五经”,这本《春秋》就是其中“一经”,时间跨度242年,只有16512字,平均每年68字,真是简要到了极致。《左传》比较详尽,成书是在战国初期,离春秋时代开始已经近300年了;司马迁写《史记》,一部分涉及春秋,那已经是600年之后了。所以春秋时代在场的第一手记述很有限,我和左丘明、司马迁一样,都是隔着茫茫云雾遥望那个时代。

作家、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蔡小川 摄)

《破空》写了29个人,其中有的人,在《左传》《国语》《史记》中的相关史料加起来也不过零零碎碎的几百个字、几十个字甚至十几个字,凭着推理和想象把这个人认出来、找回来,这是侦探工作。我特别喜欢当这样的侦探,《青鸟故事集》就是探案集,《破空》一定程度上也是。

和《青鸟故事集》不一样的是,《破空》的方向是戏剧。那个时代的人有一种荒野感,他们随便干什么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生命的意义、共同体的伦理,那些最基本的疑难第一次呈现、第一次被命名和回应。你想象一下,这里站着一个人,他和我们不一样,他没读过孔子,心里没有二十四史,他站在源头上,直接拿命去领悟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信”,白刃相见不相饶,这种场景就是一幕古典戏剧,真有创世的、青铜器一样的宏大和森严。

古典戏曲的正脉是人在天地之间。这些年,我爱上了昆曲,听了很多,但不喝二两酒不敢唱。大家对昆曲有误解,好像都是《牡丹亭》那样,亭台间千回百转水磨腔,但你听“收拾起”“不提防”“大地山河一担装”,慷慨苍茫,一个人往台上一站,他就是在天地之间,赤裸裸面对着生命的根本,直接进入大尺度的境界,而不是沉溺于一地鸡毛。我读《春秋》,心里是把它和昆曲比照,和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的史剧比照,我把《破空》想象成这样的戏剧。

5月17日,游客在山西省运城市博物馆参观东周(春秋战国)青铜鼎展陈区(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自己已经在春秋时代游荡了近30年,过去是比较零散地写,而《破空》成为一次“更系统”的写作。这里的“系统”,是指时间结构、人物关系、史料处理,还是你对春秋时代形成了一种新的总体认识?

李敬泽:春秋是非常特殊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春秋之前是西周,西周之前是商,尽管中国古人的习惯是认为越古越美好,但没有人向往商代。当然,通过考古,我们发现它有灿烂的文明成果,甲骨文、青铜器等等,但那终究是一个可怕的时代,那本《翦商》实际上就是复述了古人的一般看法。我父母当年在北大学考古,师兄带着师妹去安阳殷墟实习,我母亲说,那个坑里全是献祭的骷髅白骨。所以商的黑暗不仁不能说是后来周朝的胜利者叙事。相对于商,西周是我们文明第一个确切的光明时代,这很可能确实是出于文王、武王、周公的觉悟和设计,他们是不世出的哲人王,为华夏文明开辟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光明境界,西周成为中国古代永久回望的黄金时代。

但问题是,公元前771年,西周一下子垮了。现在的人很难体会这件事在当时的巨大震撼,真是天塌了。我写过一篇长文,由《诗经》中《黍离》这首诗还原这个决定性的精神事件。西周是失去的乐园,而春秋正好在此之后,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这就是《易经》中的“旬空”,一下子踩空了掉下去了。那时的人也没有后来那么丰富的历史经验,大梦醒来,置身废墟荒野,所谓“礼崩乐坏”,忽然一切都不确定了,一边回望着,一边向前走。这当然也是一种自由,是万物疯长的自由,也是残酷的、孤独的、荒野荒岛的自由,像《奥德赛》,奥德修斯是为了回家经历无尽漂流。所以,说句不太严肃的话,春秋是最像现代的古代。正是由于春秋时代在荒野上的闯荡探索,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我们重新确立一个家,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国。所以,这是我们的“轴心时代”,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正是在春秋水落石出。

西汉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破空》把时间限定在公元前722年至前630年,从《春秋》纪事的起点进入,却没有写完整个春秋时代。为什么是这92年?在你看来,它是否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精神史或人物史单元?尤其为什么停在公元前630年——这个终点来自人物和叙事的自然收束,还是你对“春秋早期”本身有一个阶段性的判断?

李敬泽:这纯属自然。写着写着,正好写到这儿了,算了算可以出一本书了,于是停下。现在,我有点后悔了,应该再往下写,写到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我把孔子视为一个坐标,他前边的人和他后边的人是不一样的。好吧,回去就写起来。

三联生活周刊:《破空》11篇写了29个人,往往每一篇都不是一个人的单传,而是几个人在相互纠缠、彼此照亮,有些人物还会穿过不同篇章。为什么最终选择这种人物群像的结构?你真正想写的“单位”,是一个人、一组关系、一国的命运,还是某种正在形成的历史秩序?

李敬泽:《史记》也常常不是单传,很多两个人的,也有不少是一群人的,像《仲尼弟子列传》《刺客列传》等等。人物在不同篇章中出现,这叫“互见法”,也是司马迁的写法。我写的时候没想这些,现在经你一说,我发现是不知不觉走了太史公的路。

我主要关注的不是历史秩序,而是精神现象,我的兴趣在于“人”。我知道,现在的史学热门是边缘人物、小人物,越搞越像文学了。我自己在20多年前,写《青鸟故事集》的时候,就是专门在犄角旮旯里找人,没想到小人物现在成了史学显学。

《东周列国·春秋篇》剧照

但在写春秋时,我有另外一个方向。不是不注意小人物,比如晋国的优施,那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艺人、导演和演员;比如晋国的寺人披,他可能是第一个有清晰的自我认知的技术官僚;还有那些女性。这些人在史书中都是一闪而过,不是主角。但是总的来说,不管“大”还是“小”,“中心”还是“边缘”,我关注的是人的心灵深度和性格强度,他们身上汇聚着一些根本的疑难,他们有光芒,他们原创性地构成了精神现象和精神事件。

我们现在历史思维中的“小大之辨”,不管在理论上有多少说辞,其实对史学家来说,恐怕一个主要的动机是,“大”的都被充分做过了,他们觉得实在没有什么新鲜课题可做。但大有大的道理,不是说帝王将相就大,很多帝王将相就是垃圾,根本不值得看他一眼,但有些人就是强力人物,他们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在文学的、历史想象的角度上,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写得太少。比如孔子够大了吧?但写孔子的作品,一部小说或一部《孔子传》,你能想得起来吗?前两天一个艺术家给我发微信说:“刚好前段时间看了《奥德赛》,如果多些好的作品和当代转译也就不用老羡慕别人的作品了。”当然,我没有与《奥德赛》相比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就春秋而言,我们还根本不认识那些人,我们对于缔造了我们精神根基的那些人竟然如此陌生。

三联生活周刊:《破空》的副标题是“春秋异客传”,书中所谓“异客”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命名有没有包含后来者观看古人的目光?

李敬泽:“异客”听上去很现代,“极客”一样。实际上是出自王维的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本来的副标题是“春秋名人传”,多年前读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就想过也写一部《春秋名人传》,但在现在的语境里,“名人”不是那个意思了,只好另想一个。

春秋的那些人,他们都失去了家乡,眼前的世界对他们来说都是“异乡”。记忆中的礼乐天下崩塌了,每个人在新的世界里都是茫然惶惑、格格不入,梦里不知身是客啊,都有点恍惚,都没把握。他们都不是如鱼得水的,谁也不是在此地安居,都是迎着不确定、不可知的命运生生死死。

当然,我的眼光是后来者看古人的眼光,其实左丘明、司马迁也是后来者看古人,“隔”是绝对的,“不隔”是相对的。你好像想象了一种优先的、完美的、当下看当下的眼光,但是当局者迷,我们现在对同一个办公室里的人就能看清楚了?我们看自己都看不清楚。对我们来说,春秋时的人也是异客,笑问客从何处来,他们就在我们的血液里,但劈面不能相认。

“他者”是不驯服的,不是你的玩偶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另一本书《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中,“我”是一个不断穿越、遇见、议论和充满想象的现代漫游者,到了《破空》,显性的“我”基本退到了人物和历史结构之后。这个退场是有意的吗?当“我”不再频繁现身,你的判断是否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更多进入人物选择、材料排列和因果解释之中?

李敬泽:《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其实是杂文,找一个好玩的话头儿玩起来,发议论发感慨,可能更近于《故事新编》。那样游戏的路子,随手写一本就够了,大张旗鼓地写就贫气了。而《破空》,我刚才说了,内在的方向是戏剧,当然要尽量退场,尽可能进入人物,把他从内部打开,这是更具难度的写作。你如果写一个明清的人,你有一大堆材料,包括他个人生活的材料,但那是春秋早期,客观上材料很少,《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一年一年往下排,左丘明的焦点是“事”,到了司马迁那里,焦点才变成了“人”,但司马迁写《世家》,春秋这一段,他也没办法,材料有限,实际上还是随着事走。所以春秋这一段都是人在事里出没,人的形象是零散的、破碎的,不得不像拼拼图一样,慢慢想办法把它拼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在进入一个“他者”,“他者”是不驯服的,不是你的玩偶,他自有形状,自有心思和逻辑。所以,看《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可能比较有爽感,我自己也爽,因为很任性。看《破空》可能就有点累吧。

郑庄公掘地见母。此图出自清末石印本《东周列国志》(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序言中说,当你所追随的史家“心不在焉、欲言又止、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的时候,你开始想象。但这些史籍本身也经过了叙述、取舍和道德判断,你怎样区分:哪些空白来自一个人的真实生命没有被记录,哪些空白其实是史家有意制造的叙事效果?当你试图重建人物的心理、动机和情感时,什么能够约束、检验你的想象?有没有一些时刻,你觉得空白只能保留,不能填补?

李敬泽:读《左传》、读《史记》,读熟了你就会看出,伟大的史家各有心思怀抱。比如《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这一段,好像整件事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但你把时间线排一下,就会发现这里发生了时间压缩,郑伯即位时只有13岁,整件事的时间跨度是22年,没有人能在第一天就想好了等待多少年后的那一天,事情必定是在漫长的一天一天的日子里逐渐生长成形的。左丘明之所以那么写,因为那么写才漂亮,才有效果,更重要的是,他那么写才能体现早期儒家的道德判断。但还原到真实的人生和时间里去,情况肯定不是那样,肯定不会那么深谋远虑。

历史一定是有空白的,不仅是历史,任何他人的形象和生活也肯定是有空白的,我们只能张望和想象。有的时候我们能凭着经验重建这个空白,比如你只要想象你是个13岁的孩子,你继承了家业,接管了这家公司,你还有个偏心的妈、一个被宠坏了的弟弟,你完全能够想象事情将会怎样。但有时,这种空白无法填补,也不必填补,比如鲁国的文姜,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女子,她就那样在史官的注视下在大地上游荡,一开始是有缘由的,后来就毫无来由,好多年间,史官们记录着她的行踪,她去这儿了去那儿了,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待着,史官也不说,我也无法解释。但在这个空白里你能看到一个孤绝的、拒绝解释的生命。

骊姬巧计杀申生。此图出自清末石印本《东周列国志》(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你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历史学家,这本书主要以《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古代叙述作为事实边界。但今天关于春秋已经有大量现代史学、考古等研究。你在写作中怎样处理那些知识?主动把它们放远一点,也是一种方法上的选择吗?

李敬泽:我认真读了李峰的《西周的灭亡》、罗泰的《宗子维城》,还有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谈春秋兵制的部分,其他也翻了一些。但总的来说,我有意不读那么多论文专著,我希望保持视野的单纯,也就是说,我只盯着《诗经》《左传》《国语》《史记》,还有《公羊传》,我要尽可能地直接面对原初的、古典的认知,尽可能直接地进入那些人的生命。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里,你是借精神分析来理解郑庄公与母亲的关系,也把“不愿出生”与他后来的人生联系在一起;而在《破空》的《郑伯克段》中,这个家庭被放进了更长的时间,也进入了宗法和权力的结构。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原生家庭”“创伤”等心理学语言,在进入春秋人物时是桥梁,还是可能让我们过早地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他?

李敬泽:是个好问题。必须承认,古人和我们很不一样,所以,不要轻率地去理解古人。但是,在生命的根部上,我们离古人未必那么远,他们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生命中的“伤”很可能不知不觉就留在我们身上,是一种基因记忆。比如我最近刷短剧,忽然想到嫡庶问题竟然在21世纪的大众文化中依然是一个基础性因素,按说没道理吧?现在中国已经不存在春秋意义上的宗法结构,但事情就是这样。《破空》里29个人物,相当一部分,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兄弟”“父子”的关系,嫡庶的关系,这就是他们的“社会”,孔子回应的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它并没有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消失,它已经成为一个心理的构形,我们就是这样想象自己和他人,我们的委屈、不平、伤痛很容易进入这个模式。所谓“原生家庭”,是一个新问题,但追根溯源,也可能是从春秋时代进化而来。我们现在的话语惯性是,这个问题、这个说法是新的,你不能拿新问题去解释古人。我们太自恋了,连得个病都得是新病,有没有可能,这个新问题其实就是老问题,是老病根的遗存和变形?

让古人自己站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里,写到了荀息,集中追问“虽无益也,将焉辟之”。而在《破空》的晋国叙事中,申生、重耳、晋献公、骊姬、优施等人物同时被恢复出来。当同一段历史从一个人的伦理选择扩展成多人彼此牵动的戏剧时,荀息身上的那个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敬泽:我是山西人,我真的是深爱晋国。我们伟大的晋国,在春秋时代出了一群史诗性的巨人,他们有强大的行动力,血气方刚,如果去打仗,他们都无情地追求胜利和成功;但同时,他们有清晰的底线和尖锐的道德敏感,毫不苟且,可以为自己的伦理选择放弃一切。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群,英雄辈出,晋国的霸业不仅仅是暴力的,也是精神的。这是中国精神史的奇观,也正是春秋之所以为春秋,那确实是一个身体和精神都特别强健的时代。后来的人很少两全,我们或者看到凶猛或猥琐的功利动物,或者看到“吾日三省吾身”但失去行动力的呆子,你光顾自省了,白衣胜雪,你就没法去这泥泞的世间战斗,你战斗着,浑身污泥浊水,你又怎么能确定你不是个禽兽?春秋时的人,他们心理整全、简要、强劲,他们知道天地无情,但他们在某个关头会义无反顾地追求意义。这让我遥望感叹,不能释怀。

《东周列国·春秋篇》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破空》的《风吹不起》中,你写寺人披的时候,使用了一些现代经验和思想资源。当你让现代资源进入春秋人物时,它们应该把我们带到多远,又应该在什么时候退开,让古人自己站出来?

李敬泽:你是在批评我在写《风吹不起》时,可能过多地在场了。我刚才说了,我们看历史,常有一种古今的二分法,我们认为今人能想到的古人一定想不到,我们不能欺负古人、强加于古人。但有没有可能古人确实想到了,他们只是在另一种话语系统中想,或者说,古人只是更直觉,他们还没发明出那么多复杂的说法,他们还没被那么多复杂的说法绕晕。比如那位寺人披,他在《左传》中就说了那么几句话,但就这几句话,的确就是最早的工具伦理的表达:我就是个工具人,听命令按规矩干活,我要完成任务,我不会问应该不应该,一个社会需要我这样的人。其中包含的道理,晋文公马上听懂了,我们作为现代人也马上听懂了,这好像没有多大的古今障碍。

刚才说了,我在写的时候常常想到戏剧,写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在那个深夜,晋文公重耳、寺人披、艾希曼、阿伦特、伯林,几个人一起对话争辩,在争辩中,寺人披才能真正“站出来”,才能被看见。

三联生活周刊:从褒姒、庄姜、文姜、宣姜、许穆夫人到骊姬,《破空》中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女性人物线。以往她们通常只在婚姻、继承、战争或政治危机爆发时进入史书,又尤其容易在后世叙述中承受现成的道德判断,面对有限且带有偏见的记录,你怎样既恢复她们的行动与情感,又避免用现代人的愿望替她们发言?

河南安阳滑县欧阳书院文化园里的女诗人许穆夫人雕塑(视觉中国 供图)

李敬泽:那些女性,在左丘明那里常常是颠覆性因素,主动或被动地造成秩序的危机,他对她们的评价常常是负面的和单面的。我不会不顾史料对自己说,我要为女性发言,我要政治正确。在《诗经》的文本或解释中,差不多也提到了这几位。褒姒在《诗经》里完全是“祸水”;但庄姜、文姜、宣姜,她们被仰望、被遥望,当时的人对她们的感受远比《左传》复杂;而许穆夫人,她的形象强劲、刚毅。一般来说,《诗经》肯定早于《左传》,《左传》是战国早期的追述,《诗经》很可能就是春秋时人的咏唱,这个差异打开了一条缝隙,让我去想象被人们的目光和说辞覆盖的女性——当然,实际上我们已经无法还原她们的生活和形象了,但从《诗经》中,我们能合理推断,春秋时的女性、青铜时代的女性,可能比后来的文化建构更为强健、活跃和高大,这种“高大”不是我作为现代人强加给她的,比如你很难想象后世的人会用“如山如河”来形容女性之美,但那就是《诗经》里的感觉。

他们拿生命做出回答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序言中说,《春秋》与《左传》既注视人的“实然”,又彰显人的“应然”。在公开活动中你也多次谈到,春秋人物未必善良、正确,却常常在做出判断后立刻把生命押上去。那个时代,许多我们后来熟悉的伦理观念和解释框架还没有完全定型。是否可以说,《破空》不是拿一套已经完成的忠、孝、义去评价古人,而是在追踪这些价值怎样在人具体的冲突、选择、失败甚至死亡中获得意义?你怎样理解这些人的行动与后来形成的道德秩序之间的关系?

李敬泽:春秋之所以重要,在后世看来,是因为有老子、孔子。孔子对他的时代总体上持否定性评价,礼崩乐坏等等。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孔子也不是天外来客,他属于他的时代,他的否定针对那个时代的乱臣贼子,他的肯定也是来自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实践。《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在学术上很有争议,我是相信,《春秋》肯定被孔子作为教材,他和他的弟子很可能对《春秋》做了编辑修订,然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在进一步解说《春秋》时表达了后世儒家对于道德伦理问题的辨析和判断。所以,事情很明显,春秋那些人先于我们后来熟悉的观念和秩序,他们先于“课本”,他们不是被规训出来的,他们元气淋漓,放纵生命的本能,也纯洁、决绝地追求生命的善好。正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孔子。

三联生活周刊:《破空》从《悠悠苍天》开始,最后一篇题为《无神之讼》。我读这两个篇名时,会感觉到一种首尾之间的呼应:开头的人还在向苍天发问,到了最后,最终的判断似乎越来越落回到人的世界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有意安排的?如果是,在你所写的这92年里,“天”与“神”在人间事务中的位置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重要?

李敬泽:西周崩溃之后,《黍离》中,人在荒野上对着天发问: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认为,就是这一句,表明了中华文明的决断,就是不诉诸超越之事,而是在人世、由人自身回答根本问题。我们的孤独艰困、我们的大智大勇都在这个决断之中。到了《无神之讼》,你会看到,这个天是无言的,这个天不给你做判断、做决定,但是,我们心里是有“天”的,这可能就是人心中的道德律、自然法,就是我们体认的那个生生之“道”,一切都系于我们的信念和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和春秋的人没什么不同,这依然是我们生命里的根本,是我们选择承受、不得不承受的,使我们孤独无助,又使我们高大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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