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已经浪费20年,现在我担心AI会……”
11月9日至20日,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在此次会议中,如何将气候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成为各方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围绕化石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和发展中国家责任分担的分歧仍未弥合。11月1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敦促谈判各方尽快处理最困难的问题,避免策略性拖延。随着会议进入第二周,各国能否在资金和减排等关键议题上达成共识,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届大会的定位是重在“落实”。东道主土耳其推动到2035年将电力在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高至35%,巴西则提出逐步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路线图。然而,对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大的障碍并非缺乏目标,而是缺少负担得起的融资。与此同时,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电力需求,以及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的贸易壁垒,也让全球绿色转型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观察者网与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高级研究员阿希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进行对话。
施泰纳认为,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浪费了大约20年,守住《巴黎协定》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难度因此大大增加。但他并不悲观。在他看来,随着清洁能源成本下降,气候行动正在从一种需要各国作出政治承诺的责任,逐渐转变为符合经济利益的现实选择。
他特别强调,中国绿色技术的发展正在降低世界各国实现能源转型的成本,但当前围绕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壁垒,在气候目标与产业保护之间制造了明显矛盾。全球需要寻找新的合作方式,而不是让绿色转型成为又一场地缘竞争。

阿希姆·施泰纳。资料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对话/观察者网郑乐欢】
规则早就有了,关键是如何落实
观察者网:今年COP31正在进行,各国都在强调要把过去的气候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但在能源转型、气候资金和减排责任等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会议进展?在您看来,今年的COP31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成功?
施泰纳: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COP31可以被视为一次过渡性的气候大会。有些年份的气候大会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或者通过新的国际规则,但今年安塔利亚会议的意义有所不同。
我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证明了一件事:围绕《巴黎协定》建立的规则体系已经基本完成。当年我们在巴黎达成协议时,很多决定还需要在此后多年里逐步细化,包括如何将这些原则转化为可以实施的机制。现在,这一过程已经基本完成。
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落实”放在气候大会的中心位置。我们已经有了目标、承诺和相关机制,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加快落实。我认为,不能仅仅以是否达成了新协议来衡量每一届气候大会的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推动现有承诺更快转化为实际行动。
今年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将电气化作为重点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并不是要重新发明一套气候治理体系,而是希望通过加快电气化进程,推动已经作出的决定得到落实。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今天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本身。越来越多的气候行动在经济上也变得很有吸引力。
我们经常听到外界批评联合国气候大会进展缓慢,但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行动速度已经超过了它们最初作出的承诺。我们应该记住,国际气候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某种程度上设定的是各国不应低于的最低标准,而不是行动的上限。
无论是中国、欧洲,还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这样的国家,都已经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在一些国家,清洁能源已经占到电力供应的30%、40%甚至50%,肯尼亚的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90%。
当然,国际气候谈判始终非常困难,因为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利益并不相同。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那么它对未来能源转型的看法,自然会与一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同。
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今年COP31所表明的是,我们已经知道需要做什么,也拥有相应的规则和机制。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加快落实。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是资本成本,也就是能否获得足够便宜的资金来推动转型。我预计,这仍然会成为安塔利亚会议上引发强烈不满和失望的问题,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观察者网:今年全球能源市场还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的严重影响。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以及持续多年的俄乌冲突,都让能源安全成为各国的重要关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应该如何平衡清洁能源转型、能源供应安全和价格可负担性?您认为这些冲突会让国际气候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吗?
施泰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冲突反而让能源转型变得更容易推动了,因为今天的国际油价已经给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问题。
仅仅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爆发的战争,其影响就已经波及全球几乎每一个经济体,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里有一种令人苦涩的讽刺。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经常为了100亿、200亿或3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争论不休,但一场人为制造的战争,或者一次金融和能源市场危机,就可能让全球消费者付出数千亿美元的代价。
实际上,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早已不是一个新认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自己生产更多电力,减少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那么它的经济就会更不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能源成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飙升。
过去的困难在于,人们经常提出两个反对意见:首先,可再生能源太贵;其次,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清洁能源运行自己的经济。但如今,这些论点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看到全球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不断创下纪录。国际能源署的相关数据显示,去年全球新增发电设施中,可再生能源已经占据绝大部分,比例超过80%。这说明,全球能源市场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技术和基础设施转型。
这不仅是因为能源安全的逻辑变得更加有说服力,也是因为经济账越来越清楚了。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清洁能源都越来越符合自身利益。就在上周,阿联酋宣布将投资6亿美元,在埃及建设风电项目。阿联酋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但它同样看到了可再生能源的经济价值。
我认为,未来非洲大陆将迎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扩张。那里不仅需要建设新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存在着巨大的新增能源需求。非洲很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发展中国家真正缺少的,是负担得起的资金
观察者网: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表示,它们需要更多资金来应对气候变化、建设清洁能源系统,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面临着很高的借贷成本和沉重的债务负担。您曾经领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长期接触这些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获取气候资金仍然如此困难?国际气候融资体系究竟需要改变什么?
施泰纳: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如果它们想从国际金融市场借钱,投资建设一套现代化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其借贷成本可能是欧洲国家的两到三倍。
这样的资本成本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阻碍作用。对于许多非洲经济体和其他贫穷国家来说,全球金融市场对风险的定价方式,无论这种定价是否合理,都可能使它们迫切需要的投资几乎陷入停滞。
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到非洲大陆。非洲人口正在快速增长,目前已经有大约14亿至15亿人口,未来25至30年可能达到20亿。与此同时,即便到了今天,非洲仍有超过6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
而能源和电力,恰恰是推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我认为,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讨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关系时,过于陷入一种补贴和资金转移的思维。但在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共同投资的逻辑。
投资非洲清洁能源基础设施,不仅符合非洲国家自身的发展利益,也符合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因为非洲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其他经济体同样有理由参与其中。
遗憾的是,当前国际气候谈判仍然过多停留在“谁应该向谁支付多少钱”的逻辑之中,而没有真正转向基于共同利益的投资合作。对于贫穷国家而言,发达经济体和国际开发银行最应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帮助它们降低资本成本。一旦融资成本能够下降,这些国家就更有能力通过20年、30年的长期融资,投资建设现代化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第二个挑战是气候适应问题。我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期间,我们就曾发布非洲气候适应差距报告,强调许多非洲国家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它们原本可以用于发展的宝贵资金,现在却不得不拿出来应对气候变化已经造成的后果。
适应气候变化,意味着你需要投入资金防止某些损害发生,但这些钱并没有用来建设新的学校、交通系统或其他发展基础设施。你实际上只是想办法保护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这是一笔巨大的成本,而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全球长期未能采取足够气候行动的后果付费。因此,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我们仍然需要找到一种公平、公正的方式,来分担气候适应所需要的资金负担。但在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下,这非常困难。
不过,我认为,巴西提出并带到安塔利亚的路线图已经表明,气候融资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地期待发达国家继续通过传统的财政转移方式,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全部资金。无论从政治可行性,还是资金规模来看,现有模式都已经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需要继续承担责任、寻找新的合作方式。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动员规模大得多的资本投资,并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额外支持,降低它们的融资成本。
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我相信清洁能源转型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我们也希望正在安塔利亚讨论的公正转型机制,能够带来更多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这些障碍。
观察者网:那么,有没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案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您是否看到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成功解决这些问题?
施泰纳:如果你观察过去十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化,会发现增长非常惊人,特别是最近五年,投资增长的速度更加显著。但问题在于,其中大部分投资仍然没有流向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不过,最近几年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积极变化。
在非洲,肯尼亚、摩洛哥、埃及、南非、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国,都已经开始吸引相当规模的清洁能源投资,包括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项目。这些投资能够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类型的资金开始发挥共同作用,包括赠款、私人资本和优惠融资等。肯尼亚就是很好的例子。今天,它大约90%的电力来自清洁能源,包括地热、风能,以及越来越多的太阳能。
我们也可以看看南美洲。十年前,许多南美国家还认为,清洁能源主要是欧洲和美国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但今天,全球清洁能源发展最快的一些经济体,恰恰就在南美洲,比如乌拉圭和智利。
这些国家正在经历非常显著的电力结构转型。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其中一个就是交通。我想,我们之后还可以谈到中国过去20年在新能源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方面取得的非凡进展,以及中国如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清洁交通产业。但这种变化如今也正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特别是在汽油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并不只是出于环保考虑,而是因为电动车在经济上变得更划算了。
欧洲就是一个例子。今年上半年,欧洲电动汽车市场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增长。即便是在德国这样一个长期依赖高效率燃油车、柴油车,并将传统汽车工业视为经济支柱的国家,消费者也正在用自己的钱包作出选择。我认为,这些案例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如果企业、政策制定者能够创造合适的市场条件,消费者未必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自己购买某件产品究竟是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个产品能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能不能让家里保持温暖,能不能让小企业获得电力,能不能更便宜、更高效地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如果清洁技术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更高的效率满足这些需求,人们自然就会选择它。

2025年3月6日,津巴布韦赫韦扎,女性电动三轮车驾驶员在市场等候乘客。图源:AP Photo/Aaron Ufumeli
所以我认为,未来气候行动越来越不会仅仅取决于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达成了什么协议,而是取决于全球市场和各国国内是否建立了有利于清洁技术发展的条件。
这也是我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看到能源转型进一步加速,因为它越来越符合普通人的经济利益,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也符合国家自身的发展利益。
人工智能会拯救气候,还是制造新的能源危机?
观察者网:今年COP31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AI可以帮助改善天气预报、能源管理和电网运行效率,但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也意味着电力需求大幅增长。您认为,AI最终会帮助人类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可能制造新的环境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确保AI的发展不会加重气候危机?
施泰纳:首先,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变革时期。一项颠覆性技术正在重新绘制未来的发展路线图,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全预测它将带来什么。
但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确,那就是人工智能确实带来了一场革命,创造了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可能性。比如,在灾害预警、精准农业、电网管理、数据处理等领域,AI都有可能让我们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完成工作。甚至还没有算上医疗和其他经济部门可能获得的收益。
因此,我们首先要承认,AI以及支撑它运行的计算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基础设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问题是,数据中心对能源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未来大约四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可能翻一番。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为数据中心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和激励机制,确保它们更多使用清洁能源,那么AI的发展就可能进一步加剧气候问题。
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以降低电力系统的碳排放。但如果这些新增的清洁电力全部被数据中心不断扩大的能源需求吸收,而其他新增电力需求又不得不依靠高排放能源满足,那么我们的脱碳进程就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支撑全球计算能力和数据中心运行的能源基础设施,需要与整个经济的脱碳路径保持一致。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积极行动。但如果不加以管理,也很容易出现另一种情况:为了满足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人们开始要求建设更多天然气发电厂,甚至燃煤发电厂。

2026年1月13日,美国佐治亚州牛顿县,Meta位于斯坦顿斯普林斯的数据中心。图源:AP Photo/Mike Stewart
我认为,AI还带来了第二个重大挑战:它究竟会成为一项造福全人类的技术,还是最终成为少数寡头企业控制的技术?
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些类似于过去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数字技术已经进入每一个家庭、每一部手机和几乎每一个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但对这些技术和平台的所有权、控制权却越来越集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5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人工智能未来将如何影响发展、气候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类作出的选择。
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当前围绕AI的很多讨论,实际上都被放在一种中美竞争的框架之下,仿佛世界其他国家只能坐在一旁,观看中国和美国如何决定这项技术的未来。
我不认为这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希望看到的未来。人工智能与历史上其他重大技术突破一样,既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也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因此,各国政府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监管能力,为AI的发展建立合理的制度框架。
回到气候变化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确保AI和数据中心增加的电力需求主要由清洁能源满足,那么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衡量和管理。当然,这还没有涉及数据中心对水资源的需求,那也是未来几年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AI本身也可能帮助我们大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例如,一些研究正在讨论,AI能否显著提高电网管理效率,使我们节省的电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AI自身所增加的能源消耗。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未来的交通和运输基础设施。
所以,关键是创造正确的激励机制和监管制度,确保AI革命带来的环境收益能够超过它所造成的额外负担。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AI既有巨大的机会,也有很大的风险。那么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您个人更倾向于哪一种判断?AI的发展会逐渐失去控制,还是可能成为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施泰纳:我认为,今天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无法确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事情可能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如果AI和数据中心不受控制地扩张,没有针对能源消耗、碳排放和水资源使用建立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那么这种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一些地区,包括美国,公众开始反对建设新的数据中心。因为如果数据中心推高了居民每个月收到的电费账单,那么普通人实际上就在为大型企业的基础设施承担成本,而他们未必认为这是一件公平的事情。
我始终相信,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技术进步能够让整个社会受益。政府当然需要考虑投资、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但它首先要保障公民的安全和利益。
AI也让政府的监管能力面临新的考验。事实上,目前很多国家的政府甚至还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真正理解并有效监管这个行业。
所以,政府必须迅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们仍然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们愿意采取行动,就完全有能力对AI这场21世纪的技术革命加以治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同时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这段历史还没有写完,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但如果我们不尽快行动,那么AI最终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就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
观察者网:我还想追问一点。在气候变化领域,不同背景的专家可能会对AI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有些人看到了技术效率的提高,有些人则担心它造成新的能源消耗。那么,气候领域的专家整体上更倾向于积极拥抱AI,还是更担心它的风险?
施泰纳:我不认为大多数人能够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统一答案,因为气候领域本身就非常多元化。
如果你是一位致力于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智能电网等领域创新的研究人员,那么你很可能会看到AI带来的巨大机遇。
但如果你是一位研究全球能源消费模式的气候专家,那么你可能会首先将AI的快速扩张视为一种威胁。因为这意味着能源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而世界目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发电。所以,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自然会有不同判断。但我的回答仍然是,这两种未来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人类社会拥有治理经济和技术的能力,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引导技术的发展方向。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足够完善的AI治理基础设施,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
与此同时,AI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仅仅在未来三到五年,它就可能带来大量额外的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在全球仍然依赖高碳排放能源体系、又迫切需要推动经济脱碳的背景下,这确实是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但我不会简单地告诉你,AI一定会成为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或者一定会造成更严重的危机。因为我认为,这两种结果都有可能发生,最终取决于我们现在作出什么选择。
中国绿色技术走向世界:合作不能只停留在产品出口
观察者网:您长期与中国合作,也参与过许多国际发展项目。您认为,中国能够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什么作用?除了向海外出口清洁能源产品,中国是否还可以通过投资、技术合作和建设当地产业等方式,帮助这些国家发展自己的绿色经济?
施泰纳:过去一年半,我有幸与解振华先生共同主持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一个高级别研究工作组。我们邀请了中国和国际专家,共同回顾中国过去20年在绿色转型和环境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展望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
我们讨论的不仅包括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也包括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和地缘政治环境中的战略选择。我们首先认识到,中国已经为下一阶段绿色发展建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回想25年、30年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健康成本。但今天,中国已经在能源生产方式、工业发展模式以及清洁交通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变化。
这意味着,当中国今天谈论生态文明、蓝天或者绿色发展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愿景,而是有条件思考如何在未来几年真正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包括新一个五年规划中对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和绿色经济的强调,都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在大规模投资绿色技术、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那么这不仅将有助于中国建立面向未来的经济,也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未来的绿色产业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将依赖这些技术的出口。过去,中国曾经向海外出口燃煤发电站等基础设施。而今天,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绿色发展,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出口清洁技术。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但还包括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电池以及其他相关技术。这些技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因为它们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更快地推动绿色转型,同时实现其他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我认为,中国对全球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就是显著降低了清洁技术的使用成本。无论你衡量的是每千瓦时电力的生产成本,还是每公里交通出行的成本,中国绿色技术的发展都在帮助这些成本下降。接下来的一个重大考验是,全球经济能否找到一种方式,使中国在绿色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中国强大的出口能力,不仅被视为对中国自身有利,也能够被其他国家视为共同的利益。
但这需要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非常谨慎的谈判。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许多工业化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关切。这些国家的本土产业正在面临困难。
我认为,各国政府需要在最高层面进行沟通和谈判,缓和这些紧张关系。因为这并不完全是一个竞争的问题,它同样可以是一个合作的问题。
第二,我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实际上也包括对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投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大约40年前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当时,日本汽车企业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建立工厂,后来又扩展到墨西哥、南美洲、南非和中国。
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需要的不仅是进口产品,还需要投资、基础设施、本地制造业以及就业机会。这些才是推动经济进步的重要动力。
因此,未来世界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时,不仅会看中国在国内取得了多大成功,也会越来越关注中国能否帮助其他国家取得成功。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确实令人沮丧。许多政策相互矛盾,充满争议,而且不断释放出彼此冲突的信号。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今天,美国很多消费者根本无法购买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因为这些汽车无法正常进入美国市场。但如果这些消费者能够购买价格更低的中国电动汽车,他们本来可以以更低的出行成本实现向清洁交通的转型。
在欧洲,我们也正在讨论通过关税来限制中国汽车进口的问题。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一种高度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我们希望加快清洁技术的部署,而中国正在生产这些技术;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国家的本土产业无法维持,出现就业岗位流失、市场萎缩,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同样无法取得成功。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协调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今天讨论的是COP31、气候变化以及人工智能,但气候变化早已成为一场更广泛的经济转型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从更宽广的战略视角看待这些问题,不仅要考虑经济,还要考虑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回到牛津大学,并开始推动建立安全未来实验室。我们希望重新思考国家安全的概念。今天,一个国家面临的重大安全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军事防御和威慑范畴。气候变化、流行病,以及缺乏有效治理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同样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因此,加快清洁技术应用、推动绿色转型,与一个国家未来能否保持稳定、安全,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希望通过这种更加全面的安全视角,将绿色转型、清洁技术与更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更加合作的全球经济联系起来,而不是让国际关系继续陷入高度冲突、竞争和两极分化的状态。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各国保护本土产业的关切可以理解,但保护主义又可能拖慢全球绿色转型。特别是今年,围绕绿色产业的国际贸易摩擦似乎更加突出。在您看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在维护产业竞争力和推动全球气候合作之间找到平衡?
施泰纳:首先,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氛围。
目前,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对抗和地缘政治紧张情绪,而政治人物往往被迫对复杂的问题迅速作出回应。但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全球经济,就会发现,我们并没有走到全球化的终点。
有些人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不再可能继续的时代。我认为,这完全误解了现实。在自然资源、市场、增长机会以及各种经济资源方面,各国实际上高度相互依赖,而且未来只会更加相互依赖。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更有建设性的合作方式。在我们之前的高级别工作组中,也尝试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承认,推动脱碳和绿色转型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政府关心本国工业和经济在未来五年、十年能否继续保持竞争力,同样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更多共同利益。举一个例子,我认为中国、欧洲和非洲之间,应该探索更多合作机会。最初甚至可以从一些非正式对话开始。非洲拥有庞大而快速增长的人口,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非常大,但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资本和技术。我认为,非洲国家和非洲人民并不希望自己被迫作出选择:究竟应该站在中国一边、欧洲一边,还是美国一边?他们真正希望获得的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发展的合作伙伴。
事实上,中国和欧洲在发展绿色经济、推动能源转型,以及促进未来绿色技术和交通市场发展方面,拥有非常多共同目标。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具体领域,让中国和欧洲共同参与非洲经济的发展,同时为非洲提供它真正需要的资本、技术和产业支持?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投入更多精力思考的方向。因为非洲经济将在未来几十年快速增长,对欧洲和中国来说,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机会。我们应该尝试换一种方式来定义问题,不只是强调竞争和冲突,而是从解决方案和共同利益出发。
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展开对话、保持接触,并愿意作出妥协。遗憾的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并不特别有利于开展这样的合作。
观察者网:最后,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超越今年的COP31,您认为未来十年,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最需要作出的改变是什么?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国际谈判和承诺之后,您对全球气候行动的未来还抱有希望吗?
施泰纳:我想先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确实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
有时候,我们会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最后得出一种非常悲观的结论,认为今天世界在气候变化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完全理解这种挫败感。
事实上,我们过去浪费了大约20年的时间,没有以必要的速度采取气候行动。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能很难将全球升温控制在《巴黎协定》所设定的1.5摄氏度范围内。我们确实失去了太多时间。所以,如果你是一位气候科学家,或者长期参与气候行动的人,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会感到愤怒和失望。
但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变化正在发生,而我认为很多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仅仅观察过去五年,我们会发现,全球在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电池储能等领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未来,在农业和其他经济领域,我们也可能看到一系列能够帮助经济体系脱碳的重要技术突破。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变化其实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保持希望。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了本来应该达到的目标,但也绝不意味着一切都已经失去。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拉丁美洲还是欧洲,我们都正在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转型。即便在五年前,很多人可能非常希望这些变化能够发生,却未必相信它们真的能够实现。所以,你问我是否还有希望?我的回答是,我绝对抱有希望。
第二个原因是,今天的气候行动越来越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气候变化问题。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应对气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产生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比如,减少空气污染,意味着更少的人因为污染而失去生命。这也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再比如,随着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更多清洁能源,它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就会下降,能源自主性会提高,也就不必像过去那样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和电动交通的经济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我们使用电力,而不是汽油来驱动交通工具,能源利用效率往往会提高。类似的例子还有热泵,它在供暖方面的效率可能达到传统燃气锅炉的三倍左右。
因此,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让人们不要仅仅把自己看作气候行动的倡导者,而是应该让整个社会看见,气候行动究竟能够给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好处。
一旦人们真正感受到这些好处,公众对绿色转型的怀疑就会逐渐减少。过去十年,很多收入较低的人可能不得不为清洁能源和清洁汽车支付更高的价格,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与此同时,各国经济也必须迅速重新塑造自己。德国就是一个例子。20年前,德国曾经处于全球绿色技术发展的前沿,但今天却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经济挑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德国汽车工业没有充分投资下一代交通技术。现在,随着全球市场向绿色交通、清洁交通转变,德国传统汽车产业正面临困难。
这也说明,未来我们讨论气候行动的时候,需要采用一种更加宽广的视角。我之所以推动建立安全未来实验室,部分原因就在于,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家安全、能源基础设施、交通体系,以及一个社会面对新技术和新经济领域时的准备程度,实际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问题需要一种更加系统性的思维,而不能孤立地处理。也许十年以后,我们仍然需要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样的国际机制。但到那个时候,气候行动可能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并且能够越来越多地为普通人、经济增长以及整个社会带来实际利益。
当然,我绝不想因此淡化我们过去犯下的错误。我相信,未来的历史书很可能会将21世纪初人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迟缓行动,视为那个时代最严重的悲剧之一。因为我们明明已经掌握了相关知识,也曾经拥有采取行动的机会,却还是浪费了20年。
这种失去的时间,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数千亿美元、甚至数万亿美元的代价,包括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以及应对这些损害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要的支出。未来,极端天气事件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我们也必然要继续为过去没有及时采取行动付出代价。
但这绝不是我们坐下来放弃努力、认定未来已经无法改变的理由。恰恰相反,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表明,只要我们作出正确选择,就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不仅是在经济脱碳方面,也包括人类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观察者网:气候变化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可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如果您可以向年轻人传递一条信息,您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施泰纳:我想对每一位中国年轻人说,实际上也是对世界上所有年轻人说:不要听信那些告诉你一切都已经没有希望的人。
未来并不是已经写好的剧本。明天将要发生的一切,只要还没有成为既定事实,我们就仍然有机会去塑造它。我认为,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理解这一点可能比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年轻人更加容易。
如果你生活在战争之中,那么生活看起来可能非常令人绝望。如果你生活在今天的欧洲,面对经济、政治以及各种冲突带来的压力,也可能感到非常沮丧,甚至逐渐失去改变现实的信心。但我想对年轻人说,看看中国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再看看今天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年轻人实际上能够影响政治,能够推动政策发生改变。这不一定意味着参与政党政治,而是说,政府作出的政策选择,可以将社会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我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完全有理由保持希望。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也拥有许多他们父母那一代人甚至无法想象的机会。
这才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事情。所以,抓住机会,承担责任,展现勇气,去改变未来。
内容来自 虎嗅,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