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东并购案看欧盟监管的“新边界”:成为准公共品
2026年11月3日,欧盟委员会终于依据《外国补贴条例》(FSR)附条件批准京东收购德国消费电子零售商CECONOMY。11月12日,交割完成,京东以每股46欧元、总计月13.35亿欧元取得59.8%股权,与保留25.3%股份的创始家族投资平台Convergenta合计控制85.2%投票权。CECONOMY自交割日起并入京东财报。
11月17日,京东公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业绩,在经历连续多个季度回落后,首次把收入、经营利润与经调整净利润三项指标拉回上升区间。欧盟的扩张成为其未来盈利和业务拓展规划的重要因素。
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海外并购。该并购不仅触发了欧盟多各成员国的FDI审查和欧盟层面FSR调查,更引发我国对欧盟“不当域外管辖”的指责。所以,当欧盟委员会最终“放行”此次并购时,我们应当仔细分析这场交易背后被批准的条件到底是什么?这预示着欧盟监管怎样的底层逻辑及其变化?
一、看似矛盾的两项项事实
京东欧盟并购案在最初就引人注目,其过程更是一波三折。该交易几乎同时在三种欧盟机制下进行平行审查:
1、国家反垄断/竞争审查:德国联邦法院与2025年9月批准了该合并;
2、FDI:该交易获得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外国直接投资批准;
3、FSR调查:欧委会于2026年5月展开算了FSR深入调查,这是欧盟第三次深入的FSR合并审查,也是首次涉及中国收购方的案件。
而欧委会的最终决定,包含了两层张力:
第一层张力:欧盟认定京东“可能拿了补贴”,却没有否决交易。
欧委会在深入调查后写明:京东从中国获得了优惠融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这些支持可能扭曲欧盟内部市场;尤其可能让合并后的实体获得更强的物资、技术能力与激进定价空间。
但最终结论并不是“禁止交易”,也没有要求京东退换补贴,而是“附条件通过”。
第二层张力:中方在程序上反对,京东在实体上否认,交易却在商业上顺利交割。
就在欧委会调查期间,中国司法部公布8号公告,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商务部也明确表示,反对欧方借《外国补贴条例》(FSR)过度索取中国境内银行信息。京东在5月公开否认收购依补贴融资,称资金来自私人银行贷款和经营现金流。
交易并没有在这种法律和监管上的“对峙”中陷入僵局,结果却是迅速交割了。
交易并没有卡在“补贴是否真实存在”这个实体问题上。相反,他们绕过了这个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达成了交易:欧盟不再管补贴怎么来的,只是通过限制京东带着补贴形成的能力,在欧盟怎么用。京东可以在程序上不承认“补贴”的存在,但只要它愿意接受在平等条件下向竞争对手开放这些能力,欧盟即认为所谓的“市场扭曲”可能性就被消除了。
二、批准条件与FSR本质
京东最终接受了3项承诺(救济措施),期限10年,由独立受托人监管:
1、京东与CECONMY之间的集团内部交易,包括融资,必须按照市场条件进行;
2、京东项第三方零售商提供仓储、物流服务,条件不得低于CECONOMY的;
3、京东项第三方提供技术服务,条件不得低于给CECONOMY的。
这三条的实质就是,消除合并实体因为京东补贴物流和技术能力而产生的竞争优势。而具体的方式,就是将其“补贴形成的能力”从独占资产,改造成“准公共品”。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并没有阻止京东在欧盟的“低价”和“高效”,它更看重的是,这份“低价高效”不能只属于并购方和标的,必须接受“非歧视”的约束。
这也正是本案与前两起FSR案件的不同之处。在阿布扎比国家私有公司收购思科创案中,救济重点是取消国家担保、许可目标公司已有的专利;在电信运营商e&shougou PPF案中,重点是“隔离集团融资通道”。而在京东案中,欧盟第一次要求,收购方把自己靠补贴形成的能力,向竞争对手同等开放。
从法律性质上看,这是一种“行为救济”,但它已经非常接近“基础设施开放义务”。过去,通常只有在数字市场、网络接入的行业中才见得到。
传统公司法中,控股意味着“全权决定”,集团内部低价资金、免费系统、优先运力,都是正常的协同。但欧盟FSR在京东案中的逻辑是,限制并购方的能力使用权。因此,京东并购案中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产权状态:股权上,京东完整控制;财务上,完整并表;但在经营协同方面,内部交易须市价,物流技术要同等开放,数据还要受德国、意大利等国投资审查的额外隔离。
欧盟并没有阻止中国资本进入欧洲,但它在FSR审查中将“外国补贴形成的能力”变成一种受监督的社会化资产,拥有者不能独享。
这意味着欧盟FSR正在悄悄变成一个超出“反补贴”本意的工具:它不只是查“补贴”存在与否,而是在补贴叙事下,做类似《数字市场法》(DMA)式的“基础设施开放”管制。FSR虽然名义上是贸易防御工具,其实际正在演化为“外国资本进入欧盟市场的准入制度”。
当然,FSR目前只经历了3次深入调查,说任何定论都为时过早,但这种趋势正在形成和显现。
三、同一交易、不同规则:欧盟境外资本监管趋势变化
如前所述,京东案能落地,不是只过了《外国补贴条例》(FSR)审查这一套监管规则。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都对其进行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FDI),其中德国要求保护客户数据、保留撤销权;意大利要求数据本地化与系统隔离;最后才由欧委会用FSR补上最后一道行为承诺。
在这个背景下可以看到,欧盟的合并控制、外国直接投资审查(FDI)以及《外国补贴条例》(FSR)正日益成为一套相互关联的工具箱。三者制度目标不同,但审查的是同一笔交易:并购控制聚焦于调节市场力量以保护消费者,FDI则侧重于保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FSR则增加了外国补贴产生市场扭曲的维度,寻求欧盟内的公平竞争。
而这些不同制度、不同监管目标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任何单独一个制度都可能改写交易结构,甚至彼此产生互相冲突或更复杂的结果。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合并控制、FDI和FSR三者在范围、评估标准和程序方法上正在趋同,其目标也正在互相入侵。欧盟正在更新《欧盟并购指南》草案(Draft EU Merger Guidelines)。2026年6月28日已经结束咨询,预计将于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发布。这可能是欧盟并购政策最重大的一次调整:欧盟并购的执法口径第一次把“供应链韧性、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国防准备、技术自主”写入竞争评估,并明确承认了合并带来的有利竞争优势,这些合并能够提升规模并增强内部市场的韧性。
这意味着“并购控制”也开始借用FDI的“安全”视角,而FDI也开始审视“市场份额”与“进入壁垒”;FSR则如前所述,已“补贴扭曲”的名义,提供了类似并购控制中“挤出设施开放”的救济措施。这其实也反映了欧盟自2024年德拉吉竞争力发布报告之后的监管转向:如何将经济安全与市场保护统一起来。
这种差异性和趋同的双向趋势,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欧盟对于外资公司织就了一张“越来越密实的监管网”,它不仅能够捕获更多外资企业,还能利用更有控制性的救济措施锁定企业在欧盟展业的模式。
京东拿到的,就是一种接受长达10年的监管契约。
四、结语
京东案的意义,在于它用实践给中国企业画出了一条欧盟监管的边界:通过并购控制和FDI审查的交易,未必能够完全通过FSR审查;而欧盟并不拒绝外资,甚至不拒绝可能享受“补贴”的企业,但要求外资把一部分能力交还给市场。
这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做法,对中国企业来说,这种做法保留了将其能力带入欧盟业务的能力,同时有机会将其优势扩展到更广泛的市场。但应当预见如前所述的欧盟多重监管并行,从一开始就规划在这三种制度下的申报、交易保护和补救方案。特别要注意到,内部文件在评估潜在效率提升或安全与韧性论点时,也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参考链接: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s/ip_26_2300
https://www.techtimes.com/articles/330605/20261114/jdcom-completes-takeover-mediamarkt-owner-ceconomy-eu-terms-open-logistics-rivals.htm
https://www.mayerbrown.com/en/insights/publications/2026/11/sharing-the-subsidised-advantage-jd-com-ceconomy-brings-the-first-equal-access-remedy-under-the-fsr
https://www.mayerbrown.com/en/insights/publications/2026/07/same-deal-different-rules-navigating-the-tensions-between-fdi-merger-control-and-fsr#_edn3
https://www.paulweiss.com/insights/client-memos/fsr-update-eu-commission-grants-conditional-clearance-to-a-chinese-purchaser-with-remedies-to-offset-not-remove-distortive-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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