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的三个瞬间,连成一条完整的弧线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九日,武则天在六万余人的请愿下御则天门,改唐为周。请愿者名单很能说明问题,文武百官、帝室宗戚、四夷国王、沙门道士、远近百姓。一个女人要完成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女性称帝,她需要的不只是权力,而是一整套全新的合法性叙事。


最能说明这套叙事如何搭建的,是两座建筑。那便是——


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懿德太子李重润,为唐中宗李显长子,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亲孙子,出生时备受唐高宗喜爱,立为皇太孙。唐中宗即位后为太子,但随着中宗被武则天废黜后,遭到贬斥,后因私下批评武则天宠臣张易之兄弟的恣睢放纵而被武则天下令杖杀。直到中宗复位后才得到安葬。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13日专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B03版。
她葬礼上的挽歌,成了唐帝国走向衰亡的前奏
帝国的挽歌:晚唐的三个瞬间
“玄武门之变”,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天:初唐的三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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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刘三解



明堂与天枢


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明堂在洛阳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上有铁凤入云、金龙隐雾,号“万象神宫”。武则天还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放任百姓入内参观,赐以酒食。她要让万民亲眼看见新的宇宙秩序,明堂本是儒家经典中最神圣的礼制建筑,而她在其中同时注入佛教的符命(《大云经》宣称她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为主),把天命、佛旨和民心揉成一团,变成可触可感的空间。


明堂落成时,她还没有称帝。可以说,这座建筑是武周革命的预演。


再是天枢。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天枢铸成竖立于洛阳端门之外,高一百五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铜铸蟠龙麒麟萦绕;上为腾云承露盘,四龙人立捧火珠。武三思撰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武则天亲书榜题:“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请注意“四夷酋长”和“万国颂德”。天枢不是一座普通的纪功柱,它是武周版的“天可汗”纪念碑。武则天要的不只是李唐的江山,她还要接管李唐在草原和西域的整个秩序。明堂解决“凭什么是她”的问题,天枢解决“四夷凭什么承认”的问题。


建筑是凝固的意识形态,她用铜和铁,把一个女人的革命焊死在洛阳城中。


配套的还有社会结构的重塑,科举大开,亲行殿试,又开武举,北门学士以低位分宰相之权,酷吏清除李唐宗室与关陇旧臣,寒门新贵涌入朝堂。北门学士表面上是修书的文学侍从,实则在禁中参与机要、起草诏敕,绕开了整个中书门下。称帝的合法性,最终落在这一批新利益集团的拥戴之上,他们的功名富贵皆由女皇而来,与李唐并无旧恩。


李唐后来复辟了。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诛杀张易之、张昌宗,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唐中宗复位,恢复李唐国号。到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下诏毁掉天枢,发卒熔其铜铁,史载“弥月不尽”。纪念碑可以销毁,被她搅动的社会却难以完全回到原样:科举取士的地位上升,寒门入仕的通道被打开,关陇旧贵的垄断被削弱,女性参政的可能性也曾短暂显现。这一切都已不可逆地改变了这个帝国。


王忠嗣之死

天宝年间,有一个人曾手握整个北方的边防。


王忠嗣,九岁时父亲战死,被玄宗收养宫中,与忠王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一同长大。及长,雄毅寡言,有武略,深得玄宗器重。天宝五载(746年)前后,他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驰骋万里疆场,劲兵重镇皆在掌握,有唐以来边帅之盛,前所未有。


他的威望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在朔方,他于互市时高估马价,诸蕃争相送马,唐军战马益壮,而蕃马由此渐少;桑乾河畔三战三捷,大破奚、契丹,俘获甚众;青海、积石方向又频破吐蕃,拓境置镇。他治军持重,不贪近功,平日随身只带弓袋,以持重安边为务,与动辄轻启战端、以边事邀宠的将领截然不同。


毁掉他的,是一座城和一桩旧情。


那座城叫石堡城,吐蕃据险而守,是青海防线的咽喉。唐玄宗对石堡城志在必得,王忠嗣却上了一道泼冷水的奏章:“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这让皇帝很不高兴。将军董延光自请取城,忠嗣被迫配合,却始终不肯全力,董延光过期不克,回朝便把责任推到王忠嗣头上。


君臣之间的第一道裂痕,是开边意志与战场理性的冲突。玄宗要的是武功和版图,王忠嗣算的是人命和成本;在一个日益好大喜功的朝廷里,说真话的边将首先失宠。


紧接着是致命的第二击。李林甫早已忌惮这位与太子有旧、又深孚众望的名将,他指使济阳别驾魏林出面告发,称王忠嗣曾说:“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欲拥兵以尊奉太子。”


这八个字,精准踩中了玄宗最敏感的神经。唐前期的太子问题本就步步惊心,皇帝最怕的,正是边将与储君勾连、以兵柄干预皇位。王忠嗣与李亨的总角之情,在平日是佳话,在政敌笔下就是反状。玄宗大怒,征其入朝,委三司推讯,几陷极刑。


幸而接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入朝,力陈其冤,叩头相随,声泪俱下,请以自己的官爵赎罪,皇帝才稍解怒气。天宝六载(747年)十一月,王忠嗣被贬汉阳太守,次年移汉东郡;天宝八载(749年),暴病而卒,年仅四十五。


就在他死去的同一年,哥舒翰奉命强攻石堡城,以士卒死者数万的代价才将其攻克,果如王忠嗣所言。


王忠嗣之死,是开边欲望与内部斗争合谋的结果,两条线缺一不可。单有石堡城之争,他至多失宠;单有李林甫的罗织,未必能撼动这位四镇统帅。真正致命的,是宰相需要一个“边将交通东宫”的案子来固权,而皇帝的开边意志又恰好不再需要一个谨慎的反对者。


更深的背景,是李林甫为杜绝边帅入相之路,向玄宗进言:“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俊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自此诸道节度使多用蕃将。王忠嗣这种汉人名将、又与太子有旧的人物,本就是这套政策必须清除的障碍。他一死,北方边镇的格局彻底为蕃将腾出,而受益最大的,正是范阳的安禄山。


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既懂边事、又忠于体制、还能制衡蕃将的人。他死后五年,再没有人挡得住渔阳的铁骑。


长乐坡:最后的觐见

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月,安禄山入朝,谒见于华清宫。


这是他最后一次来长安。彼时杨国忠已在玄宗面前断言其必反,安禄山一见面便伏地痛哭:“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老皇帝怜意大起,反而加授左仆射,厚赏而还。太子李亨也进言禄山有反相,玄宗不听。


这份恩宠本就积年累月,他是唐代第一个封王的蕃将,爵至东平郡王,赐铁券,许免死,长安甲第穷极奢丽,禁中赏赐不绝。更要紧的是这次入朝,他又求兼闲厩、陇右群牧等使,把帝国的马政实权握到手里,随即暗中挑选良马,分批送往范阳。眼泪是给皇帝看的,战马是给自己留的——名实之术,他玩得比谁都熟。


三月,安禄山辞归范阳,玄宗命高力士在长乐坡为他饯行。他一出关便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十五里一更,昼夜兼行,疾驰而去,从此再未入朝。高力士回来复命,只说看他神色,殊为怏怏。


后来的人读这段,总忍不住想问:满朝都知道他要反,为什么唯独皇帝不信?


答案要回到前面去找。


太原的白旗,演示了名实可以分离,而到了天宝末年,皇帝本人也学会了用“信任”自欺,他需要安禄山口头的绝对忠诚,来确认权柄仍握在自己手中。当年安禄山那句“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明知是假话,玄宗却“嘉其纯诚”。名与实彻底脱节,不是因为他糊涂,而是因为他舍不得权力在握的那种实在感。


玄武门留下的政变传统,曾让这个体制拥有极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可经过李林甫、杨国忠两朝,贤相路绝,谏议失灵,朝堂上再没有一种力量能替皇帝戳破幻觉。


天可汗的蕃将恩养之制,本以皇帝个人的驾驭力为前提,可如今恩养出一个身兼三镇、控兵十五万的胡人节度使,而老皇帝却早已没有了昔日天可汗的手腕。


天枢可以熔毁,“万国颂德”的秩序却只剩皇帝一人相信。四夷共主的叙事,和现实之间的裂缝,已经大到所有人都看得见,唯独他不肯看。


至于王忠嗣,那个唯一在兵力、威望和忠诚上都足以压住安禄山的人,已经死去五年,坟木当拱。


所有的瞬间,在此刻连成一条完整的弧线。李唐靠名实之术起家,靠君主华夷扩张,靠革命与复辟完成阶层重组,又在开边与内斗的死结里自毁长城。每一次腾挪都曾极其成功,而所有成功的代价,最后都凝结在长乐坡上那个疾驰出关的背影里。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755年12月16日),渔阳鼙鼓动地而来。


叛乱的故事不在本文断限之内,这里只记录一个事实,当那个背影消失在黄河下游的暮色中时,大唐此前一百三十七年的全部逻辑,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刘三解;编辑:李阳 张婷;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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