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走的人,回头写下家庭中的爱与污秽|对话李颖迪

这几年,“断亲”成了社交媒体上持续热议的话题。很多人把离开当作自救:换一座城市,换一种活法,把不愿面对的关系都留在原地。


两年前(2024年),李颖迪从鹤岗回来,写下《逃走的人》。书里是一群在人生某个节点离开大城市、也一并切断许多原有关系的人。我们当时和她聊起:别处的生活更有意义吗?那时,她同样也是个“逃离者”,谈起自己的家庭仍有所保留,坦言曾对父母,尤其是父亲,是“爱恨纠缠”的。


两年后再见,她没有继续“逃离”,而是尝试回过头去重新“面对”。今年,她再次离开了熟悉的媒体节奏,而在出版环境“断崖式下跌”的年头,“靠写作活着”仍是个悬着的问题。从媒体到写作者,她曾经走到过很多岔路口,而“逃离”之后,那个“答案”反而变得更模糊。“可越是这样,人越容易产生一种天真的信心。”


在新书《空地》中,她一次次回到家乡,和母亲、奶奶那一辈聊天。她说,自己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家庭里可能就是没有“爱”这个事实,又过了很久,才找到一种以“第三人的目光”讲述自己的语言。


这一次的采访,我们和她更深入地聊了聊家庭、代际与写作,以及两年之后,在不确定性仍在上升的今天,她为什么说自己反而比从前更加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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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申璐



“逃走的人”之后:

有些东西,我们终究无法逃离


再次见到李颖迪,是在北京的一个深秋。这所城市的见面,似乎一不留神就会变成以年为单位计。她在新书中写,“时隔多年,开始重新面对‘故乡’,一次次回去,想要补足那些在感知里缺失的部分”。这是这次见面最直接的契机,印象很深的是,两年前的那次见面中,她的状态还不是这样的。


2024年9月,李颖迪从鹤岗回来写下《逃走的人》。在那本书中,她写到很多人——出生在90年代,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彻底离开曾经生活工作的大城市,切割既有的社会关系,也一并切掉许多和家庭的关系。在鹤岗之外,这种处理亲情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被赋予了一个更决绝的说法,“断亲”,而后这些年里逐渐成了跨越各个年龄段的普遍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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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走的人》
作者: 李颖迪
版本: 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  2024年8月


和所有逃去鹤岗的人一样,她曾在那里租房生活,安“一个人的家”。即便后来离开鹤岗,她也一度在谈及家庭关系时有所保留。她回忆说,曾经有段时间她对“他们”是“爱恨纠缠”的,尤其是对父亲。“他是个不算称职的丈夫。2024年,我母亲生病住院,那次院方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仍然记得在医院里父亲所呈现出的冷漠,我当然明白他们已经离婚了,对彼此没有任何责任,可他表现出的那种冷漠依然让我觉得愤怒。”那之后,她和父亲几乎不再联系,因为“一说话就会吵起来”。


在母亲和妹妹这边,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她至今记得读大学时有一年假期回家,推门时家里正巧在吃饭,当时母亲正给妹妹夹菜,“母亲坐在桌前,一根根剥去蟹脚的壳,再把蟹肉夹到妹妹碗里”。看到她进来,母亲有些局促,忙抬头说:“其实我们平常也不太吃螃蟹。”


时至今日,她依然记得那一瞬间自己的恍惚,这个“我们”里并没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好像成了这个家的“外人”。


这些年间,她曾经试图逃离过很多次。但即便距离上无限拉远,她还是在很多时候意识到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无法逃开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信任别人。当你看到你的父母,他们本应该是这世上和彼此最亲近的人,但并没有得到过彼此的支持,这间接导致后来我在工作上会对自己非常苛刻,面对一件事经常要反复确认很多遍,尤其希望挣钱,希望在工作或写作中证明自己。”她把自己身上的这部分称之为“争”,因为潜意识中觉得从未被给予过,于是总是习惯于主动抓住些什么。而在她看来,周围认识的很多人,是“不争”的。说起这些时,她用了很多相当“严厉”的词汇,彷佛在剖析另一个人。


《空地》

作者: 李颖迪  

版本: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 2026年10月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次面向自己的写作更像是一次“不得不”的面对。她说起自己的性格不是那种“逃避”的,但的确用了很长时间接受家庭里可能就是没有“爱”这个事实,而写作是一种试图理解“为什么会没有爱”的方式。


见面前一天正巧是这本书出来后,她再一次面对真实的读者。时隔两年,“逃离”依然是很多人此刻正在处理的母题。但相比于两年前,那个“答案”变得更加模糊,很多人困惑的是如果这些都不是解法,那我们还能往哪去?当天现场有位读者起身提问:“那么,爱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爱呢?我是不是把爱看作一个太过理想的事物?”


在那天的现场,李颖迪坦言自己在写这本书期间哭过很多次。但从始至终,她说自己很清楚,这不是一本由恨驱动的书。诚然,“在我们的家,在我们亲爱的家里,爱总与污秽凄苦并存”,但直到写下最后一句话,她还是相信,痛苦的解药也许只能是爱。


新书取名“空地”,在那里,李颖迪度过了接近15年的时间。


“我记得2000年初,湖南的夏天很热,我们一家常常在晚上拿着摇扇、凉席和水壶上楼打地铺。那时城市还没有那么多夜灯,浓密的黑暗盖在身上,我和爸爸妈妈睡在一起。他们也还很年轻,还没有经历后来所有一切相互的折磨与憎恨。”



代际冲突不是因为价值观,
而是各自忠诚于各自年代的经验


写这本书期间,李颖迪重回了很多次家乡。她和妈妈、奶奶那辈聊天,试图理解她们的性格如何成了今天的样子。“好像通过这个理解的过程,我也能原谅一些东西。”


书中的第一篇《内蒙古的夏天下雪了》写于2023年,时间上其实早于《逃走的人》。如今回想,她说这篇来自于那阵子反复出现在她脑海中的一个画面。那是在2006年,当时一家人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从长沙坐火车到了呼和浩特。“我的父亲四处推销油漆,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有天晚上,他又喝醉了,我和母亲去街上找他,发现他倒在地上,还在那里胡言乱语,很狼狈。”


在李颖迪的印象中,父亲曾凭着经商赚了些小钱,一度带着全家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阶层跃升。他相信“人定胜天”,相信“努力能够改变命运”,也对“投资与回报”有种天然的信任。“他常说两句话,一是做父母的从来没想过要子女的什么回报——但事实上,他期待着我能像他一样给家族提供更多的回报。另一句话是,你看你姑姑,在工厂里打工打了一辈子,你看你姑姑的小孩,也在厂里打工打了半辈子。”当这些在尔后几年被陆续收回时,他依然固执地留在过去。


受访者供图。


那晚的后来,发生了有些超脱日常的一幕。李颖迪记得,父亲躺在飞扬着灰和沙的路面,左右打滚,忽然他的双手像划船一样在地上摸索,抓起一把沙子,一把吃进嘴里,还有一些则顺着指缝流下来,他又抓起一把扔向天空,嘴里喃喃,“内蒙古的夏天下雪了”。多年之后,她读到美国作家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书中有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低劣生活的本质。”她忽而想起内蒙古的那晚,“这些瞬间里,我们直视现实,直视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很灰暗这个事实,而不是粉饰。毕竟,我们太习惯粉饰这一切。”


很长时间里,这种傲慢与冷漠曾把她的父亲困在那场“夏天的雪”里,结出的冰化作剑,也反过来刺向了周围亲近的人。直到这几次回家,和奶奶的几次聊天中,李颖迪说她才慢慢理解了父亲的一部分行为。有一次,奶奶带她穿过高楼,来到一片四周被高楼环绕的菜地,奶奶说起自己小时候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土改时她们家整个被分掉,变成了“成分差”的人。“她曾经历过生命被连根拔起的动荡,一种很强的匮乏感始终存在于她的命运和性格底色中。而母子之间的相处留在我父亲身上的,是一种强烈想改变命运的欲望。”


在那次闲聊中,李颖迪恍然觉得某种程度上,父亲其实也是奶奶的“回报”。“我记得奶奶在种地时常说一句话叫‘听天由命’,那是她与土地的关系,也是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对那一辈人来说,生孩子就像是‘刮彩票’。”她提到《逃走的人》出版后,在一次与袁长庚的对谈中对方说起,“代际之间不可交流、不可通约、不可共筑,不是因为价值观不同,而是各自忠诚于各自年代的历史经验”。当时她只觉得这个判断很敏锐,直到在这次写作中她有了更直接的体会。


说到这些时,她从口袋掏出手机,分享给我几天前她刷到的一篇热帖,“为什么老一辈批评躺平,却对加班猝死视而不见?”下面一条高赞的评论说,爱“人”和爱“工具”是两个概念。她想起母亲曾和她说起外婆的离世,在短短37年的一生中,那个女人先后生下了五个孩子。“也许他们如果想生存下来,就不得不把自己和他人工具化,一旦把自己当人,可能连自己都受不了。”


受访者供图。


在写下记忆中的这个瞬间后,李颖迪发觉自己好像“开窍”了,或者说,找到了某种用“文学的语言”看待过往的方式。那之后,她陆陆续续写下“大家族”的亲人们的故事。如果说阶层跃升带给她父亲的是对“人力”的笃定,那么带给她的更多是一种“幸存者”的后怕。


“我记得儿时过年,我从长沙回到村子里,能感觉到堂姐从内心认为我和她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她会喊我叫‘长沙妹妹’。有年春节我们一起玩,她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冲到路中间想逗她,她怕撞到我,于是猛地往旁边掉头,结果没有刹住车,连人带车摔进了泥塘。爬出来时,她满身挂着淤泥,边吐边哭,吐完哭着跑回了家,而我呆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办。”而她的家族里的堂姐们,有一个被抛弃、送养,剩下的两个,初中后辍学,去东莞的工厂里打工,未成年就生下小孩,早早陷入生育的漩涡。


李颖迪回忆说,类似的场景一直存在于记忆中,每当想起就觉得“愧疚”。“我写下这些故事,其实出于很深的怜悯。我们同在一个家族,但彼此的命运后来却是如此地不同,甚至可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走向不幸而无能为力。”



“我花了很长时间,
去找‘写自己’的那种语言”


这些年,出版市场涌现出了一批类似的写作。当更年轻的一代陆续走入各自的“30岁”,所谓“三十而立”早已成了上个世纪的许诺,新生活尚不知从何确立,与过去的关系变得无从逃避。各种情绪仿佛都压入了一个已然达到沸点的开水壶中,火关不上,先前用来排压的壶盖也无人敢揭开,于是所有的蒸汽只能一股脑从壶嘴冲出来。某种意义上,家庭就成了那个壶嘴,一个在当下显得相当激烈的场域。


有读者看完这类作品,留言锐评说,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伤痕文学”。


对于这个说法,李颖迪不置可否。新书首发的活动现场,她和同样写母亲与过去的林雪虹对谈,聊到一些细节时,她留意到彼此的眼睛里都“亮晶晶”的。从她们的写作经历来看,对女性作者而言,写自己的家庭好像成了一道不得不迈过的“坎”。“可能因为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整体还是更弱势,会经历更多痛苦吧”。


然而意识到并承认“痛苦”存在是一回事,如何表达“痛苦”又是另一回事。李颖迪说,她花了很长时间去找一种“合适的语言”。从2019年毕业后正式进入新闻业,她写过许许多多“别人”的故事,即便《逃走的人》里她走进了故事当中,但大部分时候她也只是充当转述的那一方,有共情、有感同身受,但仍然没有让自己暴露在故事之中。真正要动笔写“自己”时,她意识到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落笔会不自觉地带着某种自怜,或者变成某种宣泄和诉苦”。


受访者供图。


直到读到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她感慨于一个人怎么能如此冷静地去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好像这些事和自己没有关系一样。那时,她觉得似乎找到了那个语言,一种以“第三人的目光”去回看自身的语言。“记者这份工作的确某种程度上拓宽了我,它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宽阔,落在我身上的那些痛苦的确很痛,但有时去看它又是微不足道的,更容易用一种旁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些生命经验。”


媒体经历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不同于同类处理过去与私人记忆的非虚构写作,这本书在类别上明确写明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尽管这个类别在欧洲等地是成立的,包括安妮·埃尔诺、爱德华·路易、还有克瑙斯·高在内,他们都在这个门类,但在国内这仍然还是很“新”的说法。


“那么书中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虚构的?”


聊到这里时,李颖迪先是有些犹豫,她坦言在这本书出来之前,她也曾和编辑围绕这个分类讨论了很久,但最终,她想明白了自己最核心的那个诉求,“我想在这本书中表达一种文体上的追求”。她觉得自己是从这本书开始,才真正确立了和写作的关系,“以前的写作大部分还是依托于议题,而这本书完全没有了,只是处理自己的经验”。不论未来这是否能成为一个足以糊口的生计,她决定承认并背负起那个作为“写作者”的自我,“即便可能别人并不在意(这个分类)”。


至于如何理解这里的“自传体小说”,李颖迪说在她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书中有些时间线是打乱的,并不是按照真实的故事发生的时间线来串联;更重要的是,书中有许多是关于记忆的,而记忆在漫长的时间中一定会变形。“如果我们要称一个东西为回忆录,势必需要事后反复核实,而我在这本书中保留了那些‘变形’的记忆,包括我的母亲、奶奶,她们的记忆一定也是有‘变形’的。‘小说’的部分也在于此。”


相比于两年前, 如今的她愈发觉得写作是这些年解决虚无感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年,文学对我而言愈发重要,我愈发感觉中国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文学有某种类似宗教的力量。当你在书中发现自己曾经思考的问题、感受过的痛苦,历史上已经有人也在感受,且用那么美的语句描述出来,就觉得自己不孤独。”李颖迪说,这个感受对她而言很重要,“好像被什么东西撑起来了”。


尽管写这本书期间,她哭过很多次,但再回看时,她觉得那个痛感有被稀释,“我想这也是疗愈的一部分”。其实写作不仅可以为了记住,也可以为了遗忘。


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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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想要倾诉,
可从来不知道是否真正理解彼此


这本书出版前,她再一次从熟悉的媒体节奏中离开。两年前从鹤岗回来时,她曾短暂地重新回到过去的轨道,工作、写作、生活,但今年再见面时,这种循环再一次被打破,“最后几个月做了很多类似于‘销售’的工作”。当被问及是否还会回去,她笑称“怕是以后再没有这种机会了”,她说自己一度相信,“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是去报道那些最重要的东西,那些公众的注意力天然就会在的事件上,哪怕面临自媒体的竞争,依然可以活下来”,但这几年,当初的这个信念也在多方冲击之下变得没那么笃定。


“不做媒体,还能做些什么呢”。对话的走向到后来莫名陷入了某种漫无目的。


近两年,以“对话”为主的播客和各种视频栏目大量出现,如果说曾经的”采访“还是一个需要屏息提一口气的事情,如今早已变得泛滥。李颖迪说自己也曾纠结过是否要做,但起手第一步她就想不清楚,“这件事真的需要我来做吗?这世界上已经有那么多类似的节目了。尽管写小说也如此,但我还是相信,我能在写作上呈现出一些独特性,但我不确定做一个视频播客能呈现出我的什么独特性。”


在此前的新闻训练中,她还是更习惯走进一个人的生活,去到对方的家里,要聊很久,有大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成一篇稿子。纯粹观念的呈现与讨论是更加“稀薄”的,这些言语的交流很多时候为了流量很可能会导向出“金句”,甚至围绕金句组织整场对话的走向,这些都让她感到有些提不起劲。


在李颖迪看来,很多时候,真正的“对话”的发生可能并不是通过语言。她说起年初采访写作者周慧的经历。看她的书时,李颖迪一度以为是个三十多岁的人写的,但实际上对方已经五十多岁了。


受访者供图。


那次见面,她和周慧待了几天,周慧所在的村子的环境给她留下很深印象。“一方面,它在深圳的边缘,因为周围有所很好的中学,于是住着很多陪读的妈妈;但另一方面,那个村子对面的山坡上有大量的坟墓,很多华侨昔日无法在香港入土,只能埋葬在这里。于是那个村子很像是生和死两种力量在这里角力。”在接触过程中,她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存在有很强烈的觉察,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同时对不想要的东西又很果决,知道此刻这样的生活会面临怎样的代价,同时愿意承受那个代价。而这些的发生,都不是通过“对话”。


“如果要做(访谈类节目),我可能更想呈现对话对象的经验。我想如果这些节目有它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么疗愈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给观众呈现出生命还有怎样的可能性。”在更多“建设性”的延展想象开始之前,她不再继续说了,我们都看向了对方,“这在今天所需要的成本显然太高”。


李颖迪常被问到,你现在是不是可以靠写作活着了?她苦笑如果真是如此,可能也不会有种种这些纠结了。她坦言相比于《逃走的人》出版时的2024年,今年的出版环境是“断崖式下跌”,“各家出版社都如无头苍蝇一般四处‘刮彩票’似的押选题,编辑为了推一本书,需要做大量琐碎、没有意义的工作。即便在一段时间内看到一些书集中曝光,但细问真实销量,听来的都是苦涩”。在年末北方骤降的气温中,“出版业寒冬”似乎也在此刻具象化。


“可越是这样,人越容易产生一种天真的信心。”她想起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写:


“她望着自己的画。据她推测,很可能这就是他的回答——‘你’‘我’‘她’都随着岁月流逝而灰飞烟灭,什么也不会留存,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是,文字和绘画却不是如此,它们可以长存。”


她依然在那些人与人肉身相遇的场合中,一次次感受到某种“流动的信任”。她确信自己比两年前更加笃定。“终究是人的意志,能够战胜时间带来的虚无。”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申璐;编辑:走走;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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