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龟甲到芯片:硅基国家的兴起与人的位置
对“何为国家”的解释有很多种,在现代人的意识里,“国家”就是一种拥有领土、族群、军队、边疆的政治实体,它的存在是一种社会与文化演化的结果,它有需要保护、防御、坚持与反抗的东西。国家是秩序的创造者,并被描述为文明的守护者,是野蛮世界走向理性世界的门槛。詹姆斯·C·斯科特在《作茧自缚》中指出,最早的国家,并不是人类主动追求的“理想社会”,而是一种为了征税、控制人口和组织劳动而形成的制度。也就是说,“国家”并非一种顺应时代潮流与人民群众呼声的所谓“历史之必然”,相反,它是一种带有组织性目的的“人造物”。“国家”是被一部分人的需求制造出来的。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国家“不过是人造人罢了”——主权是它的灵魂,官员是它的关节,奖惩是它的神经,财富是它的实利,安全是它的事业。他进一步解释说,国家是一种呈“人形结构”的复杂机器,其各部分“如同钟表一般通过弹簧和齿轮自行运转”,类似发条玩具,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被机械装置取代。这与后来人们对智慧城市、城市大脑的相关描述极为相似——人们制造的物体总是不自觉地接近或模拟他们自己的生理构造,人们解释一种无机物的运作逻辑与合理性也更喜欢和习惯于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参照物进行各自无伤大雅的修辞塑造。将国家比喻为“人形机器”,然后国家所承载的各种组织、物体、器件等就自然而然地对应为大脑、血管、肌肉、四肢、躯干等等。
在政治学视野中,“国家”的概念或许更为人所熟知。马克斯·韦伯曾在《以政治为业》中将国家定义为“在一定领土内,成功主张对正当物理暴力之垄断的人类共同体”。在他的定义中,“国家”是合法使用暴力的主体,只有国家能够宣称并最终授权何种暴力是正当的。警察、军队、监狱和法院,与法律、官僚程序及专业行政人员共同构成了这种权力的日常形态。当数字时代来临之前,国家所授权的暴力均是以接触式的、结构化的方式来进行,比如牢狱刑罚、福利取消等。数字时代的国家正在改变这一切,一种隐形、精准甚至无痛的“惩罚”或“伤害”开始大行其道。我们称之为“无感××”,代表一种国家治理术的新境界。
以色列历史学者、《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2023年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AI已经入侵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语言、货币、文化、法律、宗教都是“智人”想象中建构的现代文明符号,是由语言专家、银行间、文化学者、法官律师以及牧师方丈告诉我们的“故事”。印刷术、收音机、计算机、社交媒体等都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载体,但不具备创造文明的能力,也不承担创造文明的任务。而现在,ChatGPT出现了,AI开始谱曲、绘画、参与法律制定甚至编写《圣经》,那么,人类对文明发展的主导权将被削弱和剥夺。文明不一定依靠人类传承与弘扬,似乎依靠“觉醒”的AI也可以。
按照赫拉利的说法,语言、货币、法律等都是一个国家之所以成立的“故事”。这些“故事”之所以世代不朽,关键是有人以各种方式写了下来,古代国家是在两河流域的泥板、占卜用的龟甲上刻下数字,工业国家是在纸张上写下规则,而数字国家开始用芯片写下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运作程序。所不同的是,原来由贵族、史官等写下的国家运作的“故事”,如今开始由人工智能公司制造的算法与采集的数据进行“撰写”。
《芯片战争》讲述了一个涵盖了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想象力与执行力的恢弘人类故事,深刻地揭示了数据时代的权力争夺如何被来自自然的硅与来自不同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芯片作为一种技术的产物,但其本质上又是一种文化和思想的产物。芯片是一种坚硬又昂贵的物质,但同时它带给人类的又是“云”——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正是这种虚无与飘渺主宰了数据时代的福祉与杀戮。
如果回到甲骨文的创生时代,回到一个依靠祭祀与敬神来连接宇宙以获得“天子”至尊权威的古代,我们会发现,曾经在道家术士手中被用于占卜来决定国家和人命运的龟甲,今天变成了刻下人类浩瀚梦想与不竭欲望的芯片。而龟甲与芯片都具有镜子的功用——龟甲落地的卦象或算法推理的结果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
“硅基国家”的兴起呈现人类不断探索以数据与计算来定义国家内涵、国家边界、国家能力的一种新趋势。像托马斯·霍布斯称“国家为一种人造人”一样,“硅基国家”本质就是一种由制度、权力、血肉、能源、算法、数据合成制造的混合体。它声称“人的重复工作被消灭”,而进入培训和审核的岗位,人作为权力执行者逐渐地被溶解入机器规则,依靠代码、指令以及提示词运行。由数据、算法与算力织就而成的一套以“科学”、“系统”闻名的国家秩序运行体系,又反复强调“人的重要性”,试图加入“向善”的主观性。最终,“硅基国家”成为一种人与机器争夺主体性的拉锯状态,令人郁闷的是,这种状态将成为未来的常态。
马斯克挂帅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通过AI来审批项目、优化职员,阿联酋要利用AI来推行“零官僚主义”,爱沙尼亚给智能体发放“数字身份证”,如此种种,都是典型的“硅基国家”的做派——他们过度高估了智能技术的稳定性、安全性与客观性,又大大低估了“人”作为政府系统中的节点不只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化,更是维护国家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忘记了“平庸之恶”就来自于一个个具体的“人”被机器化与工具化。
当然,“硅基国家”并非今天才犹抱琵琶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20世纪的中后期就曾发生过两次“硅基国家”的未竟实验。
《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就曾记载了苏联试图成为“硅基国家”的详细历史。1962年,苏联控制论学者维克托·格卢什科夫提出建设全国自动化系统OGAS,希望通过连接各地的计算机网络,收集和处理国民经济信息,辅助计划、核算与资源配置。它面对的是一个真实而庞大的治理难题:经济规模越复杂,依靠层层报表和人工汇总的计划体系越难以及时理解自身。格卢什科夫试图用机器处理信息,以挽救计划体制的协调能力。但这一设想在阴差阳错的部门权力博弈中并没有完整实现。操盘者维克托·格卢什科夫最终在克里姆宁宫的床上壮志未酬地离开了人世。
仅仅十年之后,南美洲国家智利继续向“硅基国家”发起了冲击,推出了类似于“城市大脑”雏形的Cybersyn项目。1971年至1973年,阿连德政府与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合作,尝试以电传网络、统计软件、经济模型和中央操作室连接国有企业,使生产异常能够更快被发现,政府与工厂能够更及时地反馈。它并不只是一个加强中央命令的装置,也包含保留基层自主、缩短信息传递链条的探索。1973年的军事政变终止了这场实验,使它成为一种未完成的制度想象,而非已被证明成功的国家模型。主导这场“硅基国家”变革的总统阿连德最终也葬身于这场政变。
苏联的OGAS与智利的Cybersyn都有一种共同的基因,那就是社会主义者们都希望用一种先进的数字技术来实现计划经济的国家治理理想,但却都忽略了当大规模连接与数据汇聚时所产生的极化、涌现以及来自平台的反噬力。在它们的眼中,“硅基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稳定有序的治理,而最好的国家治理就是拥有中央控制权的“总开关”进行统一调节,然后可以将权力深入到每一个角落。当时间进入到AI时代,“硅基国家”最古老的诱惑依然没变,只是这一次,算力与token成为了一种新的国家资源。
更让人惊讶的是,智能体这种看似“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造物”并不是由国家机器所掌握,它诞生于公司,诞生于一群研究员设计的方程式之中,但它又在国家政治博弈与产业竞争中处于风暴眼的位置。似乎,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所谓的“国家能力”开始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原来由国家授权政府实体亲自掌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能力,通过国家活动彰显为国家能力。而如今,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AI公司或智能体,都诞生于人才、市场与创新思想深度结合的公司,而并不脱胎于某一个政府机构。
“硅基国家”虽然不是一个由机器人担任元首的国家,而是国家的感知、记忆、判断与执行越来越依赖硅基基础设施,并由此与掌握这些基础设施的组织形成新的权力共同体。当私人企业掌握数据接口、算力设施、模型系统和决策平台时,国家仍然保留最后的开火权、逮捕权和处罚权,却可能把识别对象、解释形势、生成方案乃至排序优先级的能力交给外部技术系统。表面上,权力仍留在国家这一端,但实际上,国家看到什么、如何理解以及能够选择什么,已经受到人工智能企业或智能体的深刻塑造。“基础设施即权力”在这一刻被具象化。
2008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时被媒体称为“互联网总统”。诺玛杂志在202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将是“人工智能总统”。联想起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的“数据开放运动”,再到特朗普第一次上台时的“剑桥分析”事件,再对照Palantir的AI技术、马斯克的Starlink星链等在美国全球各地战斗前线的应用,“人工智能总统”会开启一个怎样的未来确实不容乐观。
互联网带给人类的乌托邦想象,曾经让数字技术的叙事变得温和而诱人。一提起数字技术,主流叙事都会主动灌输“消除数字鸿沟”、“普惠数字红利”、“推动数字平权”以及“提升收入、消除贫困”等价值理念。《Feeding the Machine》一书对全球AI劳动链的调查揭示了智能叙事背后的数字殖民结构。数据标注员、内容审核员和仓库工人,尤其大量全球南方劳动者,以低薪、不稳定甚至具有心理伤害的工作,喂养着远方看似自动运转的机器。海底光缆可以沿着旧殖民铁路的方向延伸,传输的却不再只是矿产和农产品,也包括被低价购买的劳动、知识与注意力。事实证明,人工智能并非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降临的力量。它继承并放大既有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凭借技术复杂性,隐藏和模糊权力的真实面目,使这些真相更加难以被看见和质疑。
事实上,技术介入国家权力运作的晦暗历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埃德温·布莱克所著的《IBM与纳粹》就曾记载,纳粹德国1939年人口普查记录了宗教、祖籍等信息,随后由工作人员将其编码到穿孔卡片,并用霍勒利特机器分类和计算。这些机器由IBM德国子公司提供。相关统计帮助纳粹建立犹太人登记名册,使意识形态中的“敌人”变成行政系统中可以检索的对象。由此可见,一旦人被机器确定为一种暴力对象,而非服务对象,那些曾经被官僚系统引以为豪的“规模”、“速度”和“秩序”就会变得异常血腥。就本质而言,当年的IBM打孔机正在被Palantir的AI技术所取代。Palantir等公司的AI平台被用于整合情报、地理空间信息、通信数据与战场传感信息,协助识别潜在目标、生成行动方案并压缩从发现到打击的决策链条。
“硅基国家”的权力行使遵循着一套大同小异的基本规则:首先把“人”转译为数据,然后进行分类和信息关联,再通过事先设计的数据图层进行覆盖和筛选,最后让执行者在漫长的技术链条中稀释责任。IBM的穿孔卡片是把迫害做成了一张张可检索的表,Palantir的AI平台则是把战场杀伤压缩成一次次可点击的操作。
“硅基国家”的陷阱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与服务将在一片缺乏感受力却极具精准性的荒漠中进行,它对每一项标准的数值极为敏感,但对系统中的人的反应欠缺基本的解释力与同理心。二是它利用数据分类的特性将责任链条进行细致而精准地切分,这让国家治理与服务看上去各司其职、权责分明、有条不紊,但一旦出现问题就无人可以对整体后果负责。
2025年,当马斯克率领自己的团队进驻白宫挂职政府效率部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纽约客》用“技术法西斯主义”的评价来警告技术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融合。文章认为,政府本应保留的审慎、争论和程序被包装成等待优化掉的低效。未经选举的企业家与工程师可能借“效率”之名进入公共权力的核心。而这一切都将破坏民主的正常运行。
彼得·蒂尔与亚历山大·卡普的言论则显露出“数字军国主义”的阴影。在《科技共和国》一书中,科技企业被召唤为国家安全与军事竞争的一部分,参与战争不再只是商业选择,而被描述为工程师对国家的道德义务。问题并不在于国家是否需要现代防务,而在于当未来战争的想象、目标识别的技术和威胁定义的能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承包商时,谁来约束那种以“保卫文明”为名的无限扩张?当战争的想象力与武器供应商的产品路线彼此强化,和平反而可能成为最难被商业模型计算的价值。这或许是“硅基国家”最应该警惕的未来:当人民想要拒绝一场近在眼前的战争,而深度渗透国家机构的AI企业则可能认为——国家需要一场大战来消耗或验证跃跃欲试的未来技术,以证明国家能力。
只有当我们承认现实,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实。只有当我们对呼啸而至的“硅基国家”具有清醒的认识,才可能在未来的应对中找到适当的策略。
首先,需要承认技术的政治性,这并非要把责任推给机器,而是要求设计、采购、部署和使用机器的每一个人重新承担责任。其次,“AI价值对齐”不能只被理解为让模型服从一套抽象而正确的价值,需要问的是:由谁来定义价值?此外,“AI向善”也不应只是停留在企业的自我承诺,而应转化为可审计的义务、可追责的损害和可执行的退出机制。只有当这些基本价值的理解获得确认与认同,我们才可以开始讨论“人”在“硅基国家”的位置。
当将机器与人纳入权力的框架中时,我们总会政治正确地率先确认:人要成为最终的决策者。但是,我们更需要认识到的是,人不能只是一个在自动化流程末端点击“确认”的审批者。在“硅基国家”中真正有意义的“人”,他至少应包括四种权力:在问题被模型化之前,参与定义什么问题值得解决;在数据进入系统之前,质疑其来源、分类与缺失;在决定影响个人之前,获得解释、申诉和人工复核;在损害发生之后,能够找到具体而完整的责任主体。缺少其中任何一项,“人在回路中”都可能退化为责任的装饰品。
从泥板、龟甲、竹简、纸张到芯片,国家与文明的历史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被写下来。“硅基国家”可以被写成一部运行逻辑严密但冷血无情的控制机器,也可以被写成一套更能感应人与社会的温情和善意的公共制度。真正决定“硅基国家”未来的,仍然是人能否在“效率崇拜”中保留独立判断的能力,在系统依赖中坚守提出异议的权利,在权力让渡中承担不可让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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