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注是一种造字法

转注是一种造字法
作者//郭有生
一个字,有时候只是多了一笔,就成了另一个字。夕与月,便是这样一对。夕是傍晚,是月亮将出未出时的那一段天色;月是那弯挂在天上的东西。甲骨文里,夕和月本来共享同一个弯月的字形,中间有没有一点,在早期并不总是分得那么严。后来要分了,便以月形中有一点表示“月”,没有那一点表示“夕”。那一点添进去,夕就从天色里退出来,把位置让给了天上的月亮。反过来,有字删去“月”旁中间的两横,剩下一个冇,意思也还在,只是“有”被掏空了,成了“没有”。少一笔,多一笔,一个字就站到了自己的对面去,或者从自己的影子里长出了另一个身子。当代有学者把这一类做法收拢起来,重新启用了六书里那个最不安分的名字:转注。
一般认为转注就是一种用字法,可总有人有自己的学术目光,认定转注就是造字法,并且实际上推翻了许慎对转注的定义。而许慎之前也没有对“转注”的解释,只有“转注”这个名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列出了“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六项,郑众在《周礼注》里也列了“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但两人都只是罗列名称,未置一辞,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转注”究意何指的说明。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写下“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才是“转注”第一次获得定义和例字。但认为转注是造字的学者们,显然不同意这种说法。
陈年福在讨论汉字特殊造字法时,把话说得很干脆:“改变、减少或增加一个字符的一些笔划造出新的字符,就是转注造字。”这句话的语法几乎是算术式的:一个字符,加上或减去一些笔划,得到另一个字符。没有许慎“建类一首,同意相受”那种意义上的纠缠,转注从一种关于字与字意义关联的训诂概念,被收缩为一道关于笔划的操作。孙常叙几十年前已经铺过这条路。他说,有些词在分化的时候,书写形式并没有另起炉灶去画一个新图形,而是在原有字的形体上“改变或增添部分笔划”以造成新词的书写形式,这种写词方法就叫“转注”写词法。流传更广的一种通俗归纳,索性把这道操作拆成了五个具体的名目:变笔、增笔、减笔、反转、倒转。
变笔是改变原有笔划的形态。“母”字中间那两点,本是象形字里母亲哺乳的痕迹,古文字里曾借“母”的字形来表示否定的“毋”,到战国时代,有人把“母”中的两点连成一笔曳出去,“毋”就从“母”的形体里硬生生“变”了出来,专门承担那个否定的词。刀与刁也是这样。“刀”的第二笔原本是撇,把那一撇变成提,一个记录“刁”的新字形就站在了“刀”的旁边。母与毋之间,隔着一道连起来的线;刀与刁之间,隔着一道改换了方向的笔势。变笔所操作的,不是字的构件,而是构件内部那一点可以被眼睛捕捉到的“走样”。申与电也是这一路。甲骨文的“申”像一道闪电,后来“申”被借去表示地支,人们便把“申”字中间那一竖加上一个弯钩,造出“电”来,把闪电的本义从“申”手里接了回来。
增笔是添。夕添一笔而成月,乂添一点而成义。“乂”本来像一把割草的剪刀形,表示“割草”的意思,后来被假借去记录“义”,为了区别,便在“乂”上加了一点,成了“义”。这一点添得很轻,轻到几乎只是书写时手腕多带了一下,但它把“义”从“乂”的假借负担里拉了出来,让它有了自己的面孔。减笔是删。兵字去掉底下两点,左右一分,成了乒乓。木从中一劈两半,就是片。《说文》说“片,判木也。从半木”,段玉裁把它读作“木”的左半边被减去了。子字失去两臂,成了了;只失去右臂,成了孑;只失去左臂,成了孓。许慎把它们一一收在“从子无臂”或“从了”的象形之下,好像一个完好的“子”站在那里,让人把手臂一条一条地取走,每取走一条,就多出一个新的字。冇从有来,乒乓从兵来,片从木来,孑孓从子来。减笔所减去的,是笔划;所留下来的,是一个从原字身上“剥”出来的、可以独立行走的形体。
反转是把一个字左右翻过来。可反转而成叵,“可以”站到对面,就成了“不可”。《说文》说“叵,不可也,从反可”,小篆里“可”与“叵”正是互为镜像的一对。后反转而成司。甲骨文的“后”像一只手搭在口上,是发号施令的样子,上古称君主为“后”;反转之后,“司”站到了另一侧,接手了“主管”“司事”的那一层意思。正反转而成乏。正的本义是朝着目标进发,脚趾对着前方的城邑;把“正”翻过来,前进的姿态被取消,困乏、匮乏的意思就从这道反向的笔划里生了出来。欠反转而成旡,予倒过来而成幻,彳翻过去而成亍。这些字在今天的楷书里已经很难一眼看出翻转的痕迹,但在小篆或更早的形体里,它们确确实实是同一个身子朝相反方向的两次站立。比如予与幻,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发挥许说,曰:“幻从反予,其本义当为欺诳。予者,言语之许与也。言语既许与之而实不与,是反予也,今俗谓之骗人,即幻字原意。后世用为虚幻、幻灭以及诡诞、惑人,皆其引申也。”
再如, “人”是一个侧立的人形,反过来写就成了“匕”,在古文字中用以指称女性或雌性。这个反写的背后,同样有一个意义对立在支撑:人与匕、男与女,在早期观念中是一组相背而立的范畴。旋转或翻转本身并不自动产生意义,是语言中已经存在的区分,赋予了那个姿态改变以构形的资格。
倒转是上下颠倒。上倒过来就是下,金文里“上”是基准线上加一短横,“下”是基准线下加一短横,一颠一倒,方向本身就是意义。子与㐬在甲骨文里也是一对倒字。“㐬”的上部是一个倒置的“子”,出现在“毓”(生育)的构形里,头朝下的婴儿正从母体中出来,倒转在这里不是文字的游戏,而是一个分娩动作的凝固。
另一个常被形转派挂在嘴边的是“倒之为帀”。《说文》说“帀”是“从反之而帀也”,段玉裁注得干脆:“反之为倒之也”。“帀”的意思是周遍、环绕,段玉裁把它解释为“凡物顺逆往复则周遍矣”——一个东西顺着走、倒着走,走了一圈,就周遍了。这里的“倒”描述的是“往复周遍”这个事理在字形上的投影,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造字手段。“帀”后来俗写作“匝”,与“之”的关系在字形上早已模糊,它所见证的与其说是“翻转造字”,不如说是一个意义在字形上留下的方向感。
真正在古文字构形中以倒写或反写来区分意义的例子,要结实得多。最典型的是“屰”与“大”。甲骨文里,“大”是一个正面站立、张开双臂的人。“屰”则是这个人的倒转形,头朝下,脚朝上。它表达的不是“另一个人”,而是“逆反”“不顺从”——倒悬的人本身就是一种被颠倒的状态,意义直接长在方向的颠倒里。“屰”后来加上“辵”旁成为“逆”,但最初的倒人形已经独立承担了“不顺”这个意思。
“正”与“乏”的反写,在古文字中也有更朴素的对应。 “正”的本义是走向一个目标,“乏”在早期字形中与“正”方向相背,表示遮拦、拒止——射礼中“正”是箭靶,“乏”是射手避箭的屏障,一攻一守,方向相反。这又是一个翻转被意义吸收之后才获得构形资格的例子。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今,“当为曰之倒文。盖出言为曰,不能言为今,乃唫(噤)之初文。”张舜徽认为“今”本义为闭口不言。
还有旋转的例子,如女与母,目与臣等。局部旋转,如益与渊中的水。
传统“形转派”最爱举的“侧山为阜”,恰恰是这条界线上的反面教材。戴侗说“侧‘山’便成‘阜’”,把“山”横过来写就是“阜”。从视觉上说,这并非全无道理:横置的山峰轮廓,确实与“阜”所象的土山陂陇有几分相似。但清人早已指出,“山”象峰峦,“阜”象陂陇,“不得谓为山之竖书”,直斥“侧山为阜之说陋”。问题不在于古人没有横着写过“山”,而在于“阜”从一开始就是另一个取象——它画的是土坡的层叠,不是山峰的侧影。旋转在这里只提供了视觉上的近似,却没有一个独立的词义在旋转的那一端等着被安顿。再如,把“倒首为页”当作转注的例证,源头可以追溯到元代舒恭的《六艺纲目注》。他说转注是“转形互用,有倒、有反、有背”,并举了三个例子:“倒首为页,反正为乏,尸为侧人”。这一路说法在传统上被称为“形转说”,是把字形的倒转、反写、侧置本身当成了“转注”的操作方式。明清两代都有人沿用,但它从一开始就带着一个根本的困难:它把书写层面的方位变化,误认成了文字孳乳的机制。“首”与“页”的真实关系,恰恰不支持“倒转”这个描述。在甲骨文和金文里,二者本是同一个象形母题的不同取景:“首”突出头部的毛发和眼睛,下面不画身子;“页”则多出了人的身体,头部的毛发被省略。
这些例子摆在一起,确实有一种近乎游戏的明快。它们操作的对象不是物,不是事,不是声音,而是字本身。一个已经被人认得、写得、读得的字,就是材料。不必另起图形,不必新设声符,只需要在熟悉的形体上做出一个可以被察觉的偏离。孙常叙说这种写词法“很富有群众基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它依赖的不是造字者的天才,而是识字者对一个字的“面熟”。面熟保证了联想的通路,而那一笔的增损或翻转,又足以把意义推向另一个方向。
然而,“面熟”恰恰是麻烦开始的地方。当一个字只是被改变了一笔,它究竟是一个“新造的字”,还是同一个字在书写中的一种变体?夕与月的关系就是一道不好绕过去的坎。甲骨文里夕和月本就常常共享同一个字形,以有点无点来分指月与夕,是后来才逐渐固定下来的。如果严格地从字源上说,月不是“在夕上增加一笔造出来的一个新字”,而是夕与月从同一个字形中逐渐分化、分工的结果。把“增笔”的帽子戴在这段漫长的书写史头上,多少有一点事后追认的意味:它把一种逐渐凝固的区分,叙述成了一次一次性的、有意的“造字动作”。母与毋也是如此。“母”与“毋”本为同源混用,战国时期“毋”通过形体分离才承担起否定词的职能,那道连起来的线是在分化过程中被“用”出来的,而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刻“造”出来的。一个后来的字在形体上像是从一个先出的字那里“减”出来的,并不自动证明它就是通过“减笔”这个动作被造出来的。书写的便捷、刻写工具的限制、地域性的讹变、不同字之间的类化,都可以在不经过任何“造字意图”的情况下,制造出一个看起来像是“增一笔”或“减一笔”的新字形。
更深一层的不安,来自“转注”这个名字本身所携带的重量。许慎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不管怎么解释,都暗含着一个前提:转注所处理的字与字之间,有一种意义上的“相受”关系。考与老,是同一个意义在不同字形里的互相交付。而五种操作所举出的例子,恰恰不以“同意”为必要条件。夕与月是时间与天体的区别,可与叵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上与下是方向的颠倒。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分化”,是“对立”,是从同一个形体里长出了不同的意义,而不是“互相注释”。通俗归纳所抓住的,是“以字造字”的技术外壳,而把许慎定义里那个关于意义关联的内核留在了外面。这个外壳有它的生动,也有它的道理,但它所描述的“转注”,已经不太像是许慎的转注,而更像是一种被重新命名的“字形分化法”。
不过,也许不必急于判定谁对谁错。裘锡圭先生说“不讲转注,完全能够把汉字的构造讲清楚”,这话决绝,也诚恳。一个概念如果长期不能为它所描述的对象划定一条可操作的边界,放弃它,至少是一种学术上的诚实。但另一些人没有放弃,是因为他们看见的东西确实存在:汉字里有一大批字与字之间的“血亲关系”,既不完全来自对世界的直接描摹,也不完全来自构件的有意组合。它们来自字与字之间的挤压、挪用、偏离和继承。母与毋之间那道连起来的线,可与叵之间那一次翻转,子与㐬之间那一个倒置的身姿,都是这种关系留下的痕迹。转注这个概念,不管它被定义得多么含混,始终在提示这一层关系的存在。“五种方法”说的价值,不在于它给出了一个最终正确的定义,而在于它用一种几乎可以上手操作的方式,把这一层关系从训诂学的故纸堆里拉了出来,摆在了“增一笔”“减一笔”“翻一面”“倒过来”这样具体的、可以被眼睛跟上的动作面前。
一个“夕”字,添一笔成了“月”。这一笔添得对不对,可以争;这一笔所添出来的那个“月”,算不算转注的儿子,也可以争。但当我们看着这两个字并排摆在那里,看着那一弯月牙中间多出来的一道短横,我们至少知道,汉字并不总是从世界里直接画出来的。有时候,它从另一个字里长出来,像一个字在镜子里侧了侧身,把没有说出口的那一层意思,交给了另一道笔划。转注的种种说法,无论系统化到何种程度,通俗到何种地步,说到底都是在为这一侧身留下的痕迹找一个名字。名字未必妥帖,但痕迹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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