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澳专家:APEC开AI专题会是积极信号,至少先迈出一小步
1989年,经济全球化浪潮初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应运而生。彼时,人们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抱有乐观期待,相信贸易和投资的深化能够拉近各经济体之间的距离,也能为亚太地区带来持久繁荣。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竞争持续影响区域关系,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新议题也不断冲击传统合作框架。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折射出亚太合作面对的新挑战。
今年7月,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兼职教授马克·比森 (Mark·Beeson) 发表政策简报《APEC能否实现自我革新?》(Can APEC Reinvent Itself?),直指APEC面临的困境:APEC虽然拥有广泛的成员基础和重要的领导人对话机制,却始终面临如何将合作愿景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难题。而深圳峰会可为拓展APEC的作用提供重要机会。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兼职教授马克·比森 (Mark·Beeson)
近日,比森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将目光投向亚太合作格局正发生的变化。比森进一步谈到区域内的中俄美互动、中等强国的作用。在他看来,中等强国可以通过合作联盟增强影响力,而中国也有机会在全球领导力不足的背景下提出具有全局意义的倡议。
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让区域内的中等强国相信,中国有能力通过建设性的合作来共同应对经济、安全和环境领域的挑战,中国就有望推动APEC成为开展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核心平台。
以下为采访全文
APEC的三十多年:区域合作愿景与现实
澎湃新闻:贸易自由化一直是APEC的重要议程,您曾指出,这一目标始终难以获得成员的广泛认同。三十多年过去了,您认为制约APEC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当前国际环境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
马克·比森:东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包括日本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府主导的。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中,政府同样发挥着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不同国家对政府应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倡导的政策主张,存在分歧。不同的发展理念和政策模式之间有难以调和的张力。以中国为例,在国家深度介入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放弃支撑自身发展的机制,转而采用一套未必能带来同样效果的模式?
因此,亚太地区是否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没有定论。当前贸易关系日趋紧张,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原本应当推动和监督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组织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澎湃新闻:当前亚太地区已有APEC、东盟、东亚峰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个合作机制。您认为它们更多是在相互补充,还是存在竞争?
马克·比森:东亚存在多个区域合作组织,彼此之间也有竞争。其中一个问题在于,部分区域组织希望维护自身的地位。东盟常强调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因此对于任何可能削弱、降低东盟在地区事务中作用的组织,都抱有谨慎的态度。
东亚存在众多试图施加影响、发挥作用的不同组织,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复杂,而不是更容易解决。
无论是APEC还是其他机制,人们都希望有一个组织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各方在推动有效决策和制定政策时真正倚重的平台。但APEC能否做到仍存在疑问,它或许尚未实现创始者所希望的——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真正推动地区议程的组织。
亚太地区不缺少合作理念,缺少的是推动成员达成共识、将理念转化为实际政策的能力。这也是所有区域组织、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重大挑战。
澎湃新闻:与RCEP、CPTPP等机制相比,APEC最不可替代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马克·比森:APEC涵盖东亚、北美和南美国家,尤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广泛的代表性是APEC的优势,但也增加了协调难度。要让如此多利益不同的国家达成共识、建立协调机制、采取实际行动,进而产生地区性影响,是非常艰巨的挑战。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这一机制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为地区主要国家领导人提供了交流平台,尤其使中美俄与其他成员能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推动实际行动。APEC潜力很大,但要将其转化为现实仍面临不小的困难。
经济合作到综合安全,APEC需要拓展区域合作议程
澎湃新闻:您在简报中提及“综合安全”的概念,它具体应当涵盖哪些领域?
马克·比森:如今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已经无法割裂。战争等安全危机必然会冲击正常的商业活动和经济往来。各国需要从这两个维度看待区域合作,“综合安全”可能成为推动地区合作深化的重要切入点。经济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发展、增强自身安全,也有助于加强国家间联系、增进互信。
如果各国领导人能在APEC等场合保持开放态度,就棘手问题展开讨论,就有可能推动关系取得进展。
澎湃新闻:那在经济安全之外,例如能源供应、粮食安全、环境保护与传统安全之间应当如何建立联系?APEC作为经济合作论坛,扩大这一议程的空间和边界在哪里?
马克·比森:坦率地说,没有人知道答案。此次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为中国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可以借此展现领导力,提出推动区域合作、达成更广泛共识的愿景。
实际上,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安全维度,尤其是在各国围绕AI等领域展开竞争时,就更需要推动合作。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对多国加征关税、实施制裁。而在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战面前,各国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化合作。
如果中国愿意发挥领导作用,助力各方增进互信,同时在国内采取与目标一致的实际举措,将是重要机遇。至少目前,美国并没有意愿承担这样的角色。中国面临的不仅是机遇也是重大挑战。
澎湃新闻:中俄美三国元首在深圳的互动会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可能给区域合作带来哪些机会或挑战?
马克·比森:特朗普可能会与普京达成某种交易,但特朗普本人的行为很难预测。两年后他将离开权力中心,现在或许会开始考虑政治遗产。因此,特朗普一方面可能愿意参与某项重大的国际合作。相反,他也可能认为“反正美国国内都讨厌我,为何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相比之下,普京的立场可能更容易判断:除非停战条件符合俄罗斯的意愿,否则他不会轻易接受结束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这或许超出了APEC能够解决的范围,但至少可以将相关问题提上议程。一个国家深陷战事,又受到另一国家制裁,就不可能维持“正常”经济关系。关键在于营造更稳定的安全环境。以俄乌为例,只有结束乌克兰战事,俄罗斯与其他国家才有可能恢复正常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
这也说明了“综合安全”的重要性:如果无法结束旷日持久的冲突,正常的国际经济合作就难以开展。
中等强国可为区域合作提供不同思路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特别关注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中等国家在APEC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澳日等国家既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安全关系,又与中国有广泛的经贸联系。您认为这些国家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方面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马克·比森:中等强国已经认识到自身不具备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但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中等强国可以围绕共同利益建立合作联盟,形成共同政策立场,在国际会议上发出共同声音。
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等国的利益诉求与中美等大国不同。它们可以通过合作将不同的政策主张和优先事项带入国际议程,并提出建议:或许采取一套不同的主张、优先事项和国际关系处理方式,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甚至实现中方所说的“共赢”。这正是中等强国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向。
澎湃新闻:中等国家是否能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更大的外交自主性?
马克·比森:可以,但不能做到完全独立,它们始终需要关注大国的动向。尤其当下正广泛讨论大国可能开始划分势力范围。如果确实如此,其他国家就可能面临被某个大国支配、失去发展空间和外交选择的风险,这将形成一种高度受限的国际环境。这显然不是值得期待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包容性的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当前正是中国展示相关理念及优势的机会,也可以借此说明中国不会走向划分势力范围的道路。
澎湃新闻:您专注研究亚太地区的区域秩序演变。展望未来十年,亚太地区将继续以APEC为中心推进开放合作,还是会逐渐形成更多次区域合作网络?
马克·比森:过去两年国际局势发生的惊人变化和深刻转型,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也难以预料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时认为,只要通过APEC这样的机制推动经济发展,至于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未来十年,人类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随着AI发展,人类的利益与AI自身目标可能逐渐发生错位。这是按天升级的风险挑战,而不是以年计算的长期问题。从经济层面来看,AI对工作岗位的影响或将进一步加剧东亚的两极化贸易体系。中、日、韩、新加坡等较发达的经济体能从AI中受益较大;但其他国家可能只能承担开采矿产和稀土、修建数据中心等相对低端的工作。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仍是日益紧迫的问题。但当前,国际社会缺乏足够的领导力,联合国面临挑战,中等强国能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
我认为,如果中国愿意,完全可以成为比现在更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也意味着需要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和批评。中国的意愿如何我无法判断。这也将是此次APEC会议期间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AI能否成为亚太合作的新增长点?
澎湃新闻:您认为AI的发展会如何影响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产业分工?
马克·比森:讨论“某个国家发展会更好”或“某个国家会相对更差”本身就存在一些局限性。因为即便是在AI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AI产生的影响也极不均衡,许多专业性岗位同样面临威胁。
当务之急是评估AI成本收益,制定应对方案。AI可能造成的失业率将成为东亚地区以及其他贫穷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国家本就在努力应对自身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如果我们不现在思考应对之策,那问题真正发生时将很难采取有效行动。
澎湃新闻: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您认为这种竞争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技术合作?其他经济体在发展本国AI产业时,面临哪些现实考量?
马克·比森:首先,在操作系统、监管框架以及技术选择上,不具备AI自主研发能力的小国可能不得不在大国之间作出选择,从一方获取硬件、软件和相关技术。而一旦选定某一方,就可能使自己被外界视为该国的盟友。这是可能加剧地区分裂的潜在影响。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AI正更多地参与战场决策。眼下这类影响或许有限,因为冲突规模尚未涉及核武器。但若局势升级,AI被赋予更多权力和责任,对假想的威胁、攻击作出迅速反应,而机器未必能够理解灾难性后果的严重性,就有可能作出错误判断。这是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严峻风险。
澎湃新闻:去年APEC领导人会议通过了《APEC人工智能倡议(2026—2030)》,今年7月举行了APEC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级会议。您如何评价APEC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区域合作重点议题?AI是否能成为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
马克·比森:我的回答是可以。APEC召开人工智能的专题会议并提出建议,这是积极信号。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否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让各国切实开展合作。目前似乎还难以看到这样的迹象。
在我看来,除非中美能够建立起共同应对挑战的意识和信任,否则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危险的。APEC至少可以迈出一小步,让相关领域的顶尖专家坐在一起,围绕AI、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问题探讨如何让世界更加稳定。
澎湃新闻:您期待深圳会议能为区域AI合作提供哪些新的可能性?
马克·比森:各国可以尝试建立监管框架,通过协议推动政策公开透明,分享部分研究成果,并在技术层面开展合作。这有助于让各方了解彼此在AI研发方面的进展,以及需要采取哪些应对措施。人工智能既是技术性问题,也需要政治领导人的参与,让各国领导人以更建设性、包容和合作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
同时,未来十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年轻一代的意识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气候变化和AI等问题正在影响自己的未来。尽管身处不同国家,也能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中国可在气变和AI治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澎湃新闻:今年APEC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您认为中国可以为亚太区域合作提供哪些新的公共产品和合作机会?
马克·比森:中国可以考虑在绿色转型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帮助地区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以更积极、协作和合作的方式应对全球性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在个人、国家和全球层面建立更大的互信、加强合作。这些事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贸易自由化。APEC或许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尝试培育更强的共同体意识,增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意愿。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如何看待会议有没有取得成果或成效?
马克·比森:通常APEC会议结束后将发表一份宣言,或许可以纳入一些具体内容。例如,各方承诺开展双边或多边谈判、推动制定AI相关协议、就军备控制启动探索性磋商,探讨如何将节省下来的军事开支用于加快绿色转型。
但宣言仍然可能难以产生实际影响。通常大型多边会议只为讨论全球问题提供平台。如果大国不能承担起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责任,那么中等强国能够发挥的作用将非常有限,他们最多只能敦促大国采取切实行动。
因此,当前真正需要的是,有国家能够在关系人类共同未来的全球性挑战上展现出切实、有效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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