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黄仁勋来中国创业
文 |李德林 编辑 | 刘振涛
马斯克的拯救行动还在继续,黄仁勋也发出了一封重返英伟达的信。在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反复的假设:如果这位“皮衣刀客”明天拎着行李箱落地首都机场,他会走进哪家中国公司的办公室?又能不能混下去?
这个假设除了我们对顶级人才的想象,还有我们对文明跃迁的未来的隐忧。
黄仁勋来中国的话,如果只看能力匹配,华为是唯一在体量上与他相当的选择。
原因不在于华为技术最强,而在于昇腾是目前国内唯一跑通了芯片、集群、框架、客户全链条的算力平台。黄仁勋最值钱的地方从来不是设计芯片,他设计比不过博通,也比不过一大批博士。他的价值在于把硬件变成生态(CUDA)、把生态变成开发者的使用习惯、把习惯变成订单。
这套打法只有在对接到一个已部署了几万台服务器、几万名工程师、几百家政企客户平台上,才能发挥效果。国内只有昇腾符合这个条件。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古代帝国最焦虑的一个问题。很显然,黄仁勋不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他是一个足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统帅。假如他选择华为,现实的矛盾也是最尖锐。华为的战略、路线和组织早已定型,昇腾的使命是自主可控,天然与 生态路线分道扬镳。他去华为,最多做个首席布道者,或者给华为核心任正非做个战略顾问,当不了拍板的人。以黄仁勋的性格,当不了拍板的人,就等于受严重束缚。
留给黄仁勋的第二条路是自己创业。
只要黄仁勋说一声,中国才是我的故乡,我要在中国创业。相信北京、上海、深圳、苏州,任何一个城市都愿意在第一时间为黄仁勋创业开出优厚条件:地、钱、人、订单,一路畅通。
这条路最像1993年的他:三个工程师,一间公寓,从零开始。但国内新公司要面对的第一道障碍不是技术,是产能,是他之前从未觉得是问题的供应链。
当然,他有没有第三条路?相信国内很多人工智能新贵们都幻想过,其实第三条路基本可以排除。寒武纪、海光、昆仑芯、燧原,并不是不强,而是体量太小,装不下他的野心;去百度、阿里的大模型部门,赛道重心在模型不在底层生态,与他的优势错位。当然,留给这些公司最大的幻想就是,花成千上亿地请黄仁勋做个顾问。
别幻想了,所有的幻想都是不可能的。马斯克早已高调地向黄仁勋示爱,甚至为了黄仁勋重返英伟达,还成立一个作战指挥部,鼓动英伟达的高管、股东、商业伙伴,甚至离开了英伟达的老员工,参与拯救行动。
所以真实的答案大概率是:他不会去任何一家公司打工,渺茫的幻想是做华为深度绑定的外部合伙人,或者自己开一家新公司。
限制黄仁勋回到中国的,从来不是能力。
黄仁勋想在中国再造一家英伟达,限制他的第一重是制造。先进制程、HBM、高端设备,全在管制的清单上。哪怕图纸由他亲手带队画完,量产环节仍可能被卡住。芯片行业最难的不是设计出峰值算力,而是把峰值算力稳定地量产一百万片。
第二重是生态路线。国内算力产业的主线是自主可控,目标是建一套与CUDA并行、不依赖海外的软件栈。而黄仁勋最擅长的方法,是兼容、争取开发者、把全球开发者圈进同一个生态。两条路线的底层逻辑不一样,他越成功,越会与这条路线本身冲突。
离开英伟达后,黄仁勋从未放弃重返公司的努力。他在公开信中说,他移民美国,深爱着美国。这也正是他返回中国创业的第三重限制,那就是法律。黄仁勋虽然是黄皮肤,能讲中文,祖宅还在浙江,现实他是美国公民,深度绑定美国科技体系。一旦全职主导中国本土企业开发高端AI芯片,出口管制、合规调查和关联风险会一起到来。这并非他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他背后的家族、资产和董事会都不允许。
黄仁勋在英伟达,他是董事会主席,兼任首席执行官,他有超过60个副总裁给他直接汇报工作,所以他到重返中国的第四重限制是组织文化。国内芯片公司的考核节奏、决策机制、股权激励、政企客户的相处方式,与硅谷那套扁平管理、期权、明星工程师的文化差异巨大。他要在中国的公司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需要的时间不比创业短。
假设黄仁勋在中国创业,他的公司能活下去吗?
肯定没问题。他的号召力、资本吸引力、对算力需求的敏感度,都是全球顶级水平。国内顶级资本愿意给他机会,工程师愿意投简历,大模型客户愿意给订单。他懂得怎么定义产品、怎么定价、怎么和供应链谈判并建立合作关系、怎么让客户为确定性支付更高价格。这些能力不依赖制程,也不依赖国籍。做一家赚钱的公司,他有很大机会。
当然黄仁勋一个人想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再造一个英伟达,确实都不太可能,最佳时机已经过了。
因为英伟达的竞争壁垒不是一个人,而是三样由国家或时代提供的条件:CUDA十几年累积的开发者惯用习惯、台积电与全球设备构成的开放供应链,以及一个允许它卖遍全世界的贸易环境。这三样,一个企业家挣不来,只能被时代赋予。
不是他不行,而是那三样东西,如今被西方各种管制限制,防止被他国另起炉灶。
但如果他能把技术把那些签名支持他回归的技术团队带到中国,依葫芦画瓢另起炉灶,再造一个英伟达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如今全球只有中国在全力突破整个半导体芯片产业链的完整制造体系。可想而知,对硬科技创业高度开放的中国,在人财物和政策方面都会全力支持黄仁勋来中国创业。
现在黄仁勋,如果放进中国商业史,最容易想到的人是胡雪岩。
相似之处很扎眼:两人都把商业帝国建立在时代红利及行政许可之上。胡雪岩的红利是在太平天国期间,以及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代理军需与协饷,许可是左宗棠,是朝廷给的,许可的期限是战场上枪炮的声响;黄仁勋的红利是AI浪潮,许可是美国主导的技术与贸易秩序给的,许可期限是人类文明跃迁的时代。两人都是极致的执行者,也擅长把关系变成订单、把订单变成杠杆,最终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超级交付。
结局的差别更值得琢磨:《胡雪岩:长袍下的文明突围》一书中,胡雪岩的崩盘,根本原因是金融账本在战争、政治中失去制度保护,并非生意做坏了。战争打响,全国扩张,战争结束,流动性失去。
中法战争前夜,朝堂派系暗流汹涌,经济危机爆发,外资银行同时抽贷,生丝大战进一步失去流动性,结果败于最后十二时辰,阜康挤兑,红顶落地,人财两空。他依靠的是人,而不是商事制度,人没了,钱也就没了。
黄仁勋依靠的是一个体系。体系会衰落,但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它至少能给他留出转身的时间。这就是两人最根本的区别:胡雪岩赌的是一个人,黄仁勋押的是一个时代。
胡雪岩的结局告诉今天的企业家们,与其说是能力有多重要,不如说是那句更冷的话:决定你结局的,往往不是你砌了多高的墙,而是墙底下的地基是谁的。
而当下中国的时代红利,就是全面开放全力发展硬科技。黄仁勋,中国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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