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不缺动力,缺的是一套新规则
城市更新不缺动力,缺的是一套新规则
赵燕菁
本文根据赵燕菁教授于2026年11月在某副省级城市专家座谈会上发言整理。
受时间限制,今天只谈三个问题:
1.城市更新的动力从哪里来?
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是:市场缺少城市更新的动力,市场主体(企业、家庭)都在被动等待政府的推动。
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只要看一下屡禁不止的违章建设,就会知道城市更新的市场动力早就在那里,真正缺少的是一个包容、鼓励和规范这种自发动力的政策环境。只要消除城市更新的制度阻力,市场内驱力自然就会被释放出来。
城市更新的动力,就来自更新前后的升值减去成本后的差额——差额越大,更新的动力就越大。现在之所以市场缺少更新的动力,乃是因为更新阻力带来的成本超过了改造后的升值。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各种办法压低更新的成本,只要更新的净收益由负转正,市场动力自然就可以被激活。
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阻力一:规划。为什么市场的自主更新会被认定为违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的土地用途管制是为适应增量时代设计的。由于土地价格是在一开始就确定的,为了防止土地使用者在不同的规划条件间套利,用途、容积率在给定使用权年限内是不能更改的。而城市更新恰恰是从改变现有资产状态开始的。正确的做法是,在不影响公共和相邻权益的条件下,允许市场主体通过补缴市场租金,补足规划条件变更前后的市场租值差额。
阻力二:产权。首先是产权的分散,中国的产权继承制度和大量集合产权物业,使得自主更新难以形成一致行动。城市更新需要专业服务来协调业主产权归集,降低一致行动的成本。其次是产权分割,比如所有权和收益权、土地权和物业权分属不同产权人。产权如果不能合并,资产就会被长期锁定在低效甚至闲置状态。第三是大量资产由于政策原因,处于惰性状态,缺少市场流动性。如果能通过定向“房改”,将“小产权”、公房、划拨用地等升级为高流动产权,自主更新的动力自然就会被激活。
阻力三:技术。与新区建设不同,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在周边物业正常使用的状态下施工,施工期间原业主也需要周转。为了缩短施工周期、减少对周边的影响,需要研发全新的建造技术和施工方案,大幅压缩居民周转成本。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的原拆原建,采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装配式模块化建造(MiC)技术,仅46天完成主体封顶,从腾房到交房不到6个月,居民在外过渡的时间和租房成本大幅下降。克拉玛依区探索“易地置换”式自主更新,居民旧房整栋交回政府无偿收储,由业主出资置换到指定范围内的新房。新房是现房而非期房,腾空后的旧房拆除重建,又成为下一轮更新的房源,机制因此滚动起来,从而避免了周转。
此外,与之相匹配的审批、登记、税收、城管制度也都要随之调整。现有的技术规范(如消防、日照、人防)都要同步修订,为城市更新量身定制符合存量特点的技术规定。不去除这些阻力,就算业主有钱、有意愿,更新也会寸步难行,每一个更新都是违章。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城市更新的主要责任单位是住建,但上述大部分政策阻力来自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以下简称“自规”)。也就是说,真正坐在城市更新驾驶座上的不是住建,而是自规。为此,地方政府有必要在市级成立专班,系统性地设计更新政策,一次性打通所有堵点。
存量更新和增量新建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指望在现有增量政策上修修补补,来匹配存量更新的需要——城市更新需要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政策体系。只要能形成适宜的政策环境,城市更新的市场动力就会被自动激活。
2.城市更新的钱由谁出?钱从哪里来?
要纠正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城市更新的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
城市更新要想财务可持续,就必须坚持出资和受益一致的原则——谁的资产谁更新,应当是城市更新的基本规则。
城市更新能否获益,取决于更新之后的价值能否高于更新之前。如果更新后价值更低,这个更新从一开始就不应启动。如果更新后价值升高,所有更新的参与方就可以通过合理分享升值从中获益。
需要强调的是,靠政府补贴完成的城市更新都是不可持续的。一旦补贴成为先例,会给后来的更新带来巨大压力。
钱从哪里来?
答案是金融。更新后的资产会大幅升值,这使得更新标的本身就可以成为很好的抵押品。
假设更新的成本是每平方米4000元,居民无力负担,这时政府就可以成立一个金融机构,用更新后的物业作抵押为城市更新垫资,条件是以后交易或集成时按照每平方米6000元,由受让人补缴政府垫资。该机构则可以把这6000元的债权在市场上以4000元卖掉。
政府也一样,基础设施更新一定要通过收费来体现。只要通过收费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就可以借助REITs、专项债等金融工具融资。对于不能直接收费的设施,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购买服务的方式创造现金流,然后用稳定的服务收入发债或发行REITs。
假设更新城市管网需要100亿元,政府又不想向居民收费,就可以每年支付4亿元向管网公司购买服务。管网公司发行25年期的REITs,或者由中央政府以此为抵押,利用当下低息环境,发行超长期国债。
举债为城市更新融资并非简单地“债留后人”,而是同时留下了新增资产——前提是更新后的资产会在未来带来新增税收。政府举债只不过是没有把新增税收放到当年的利润表里花掉,只要新增的税收大于偿债支出,为城市更新所做的融资就是可持续的。
那些正在收费的公共服务不要轻易取消收费。收费到期的公共服务,可以将到期后的收费补充到居民的社保、公积金个人账户,由公共基金仿效新加坡公积金(CPF)的做法,代居民投资理财。
城市更新的收益并非完全体现在财政上,也可以体现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如果一个城市更新项目需要改变现有规划条件,比如增容、改用途或产权续期,政府就可以通过补缴地价或地租,在推动市场自主更新的同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
只要思路打开,更新就不仅不需要政府花钱,还可以给政府带来新的收入。
比如现在处理违章搭盖的唯一办法就是拆除,如果把违章搭盖纳入自主更新,就可以让业主在拆除和缴纳租金之间做出选择。这些私下改造在别墅区和楼顶非常普遍,如果在不影响安全和他人权益的条件下适当放开,政府就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
除违章搭盖外,城市里还有大量公房、小产权房、集体产权房和历史习惯性无产权物业。如果以自主更新为条件,允许其在不交地租的前提下“房改”,升级为完整产权,政府不仅可以激活自主更新,从业主投资和消费中带来间接税收,财政也可以通过产权升级获得可观收入。
此外,要把城市更新作为物业转型的一个契机。过去三十年的实践表明,完全市场化的物业有巨大的隐患。正确的路径应该是由公共部门强制所有业主按面积缴纳基本物业费,然后由公共部门向市场招标物业公司。如果居民对物业不满意,向公共部门投诉,由公共部门要求物业公司改进或更换物业公司。如果居民对物业服务有更多要求,并支付额外费用,可以在物业招标时说明。
通过公共部门介入,就可以避免部分业主对物业不满,拒交物业费导致服务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物业费的本质就是一种财产税,没有强制、稳定的物业费,更新后的资产很快又会衰败。这个问题必须利用城市更新一并解决。
综上,从财务角度,我们可以给城市更新项目设定一个简单的评判标准——凡是需要政府一般性支出补助的更新,都是不可持续的更新。
3.城市更新的投资从哪里退出?
既然更新的资金靠金融,就必须有退出的渠道。不能退出,就会导致城市更新债务大量淤积。除了前面提到的REITs、ABS(资产支持证券),最主要的投资退出渠道就是不动产权益市场。
所有城市更新项目都可以简化为获得低价值资产,更新升值后在权益市场退出。城市更新的动力,来自更新后的升值减去成本后的剩余。更新成本不变,权益市场估值越高,更新的动力就会越大。只要权益市场预期上升,就会有更多的资本进入更新市场。
这就是中央为什么要把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作为首要的施政目标——只要不动产二级市场预期继续下跌,城市更新的动力就会不断衰减。反之,二手房价格上升,所有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都会扩张,手里的钱就越多;更新主体手里的钱越多,更新的动力也就越大。
不动产存量市场要止跌回稳,首先就必须减少新增供地,大幅缩短去化周期。对地方政府而言,卖地并非获得土地收益的唯一渠道。由于很多城市的土地收储成本已在高价拆迁时锁定,卖地真正的净收益甚至可能是负的。如果停止卖地,加快去库存,政府就可以从存量房交易中获得税收,由于没有成本,这部分收入看上去不如卖地多,但终究是实实在在的净收入。
当然,地方政府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在财政赤字和还债压力下不得不饮鸩止渴:资产价格低谷时,清仓式甩卖实际上是剜肉补疮。在低息的周期内,借新还旧,逆周期举债是一个比砸锅卖铁更好的还债途径。一旦熬到通胀周期,时间自然就会把债化掉。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发行长期国债给地方政府渡过难关,地方政府则停止继续卖地,资产价格回升后,再把钱还给中央。
退一万步,如果政府迫于财政压力还是必须卖地,也要大幅降低容积率,提供差异化产品,放开交易限制,让新增不动产和存量不动产形成代差。通过卖“好房子”,实现房地产单价回升。顺便说一句,那些用“好房子”做幌子,偷面积,变相杀价的做法,只会让房地产止跌回稳更加困难。
房地产在中国权益市场占比远超其他国家,可以说房地产就是城市的“石油”——一旦房地产价值消失,城市就会沦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一定要高度警惕。没有房地产市场预期的扭转,城市更新的动力就会逐渐衰竭。
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越好,资本越容易退出,为城市更新融资的成本就越低。放开交易限制,创新交易模式,完善不动产交易的基础设施:
利用AI技术和“一张图”的数据基础,将现有登记制度发展成一个自动估值系统,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提供给市场;
应用电子合约和RWA(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技术,允许将货值巨大的商业不动产分为等额的代币(Token),使不动产能够像上市企业那样交易;
已经收储但在下行周期不能入市的土地,可以通过RWA入市,减轻收储资金压力,市场投资者可以在未来收储土地出让时分享增值收益。
包括地方债在内的所有资本,都可以在这个权益市场退出。地方债的难题随之迎刃而解。如果不动产权益市场能像股票一样高频交易,城市就可以获得一个巨大的经常性税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定要避免通过征地拆迁、扩户增容的模式进行城市更新。如果产权归集只能由政府主导,也应该采用市场的方法(分散归集),而不宜统一征收(因为钉子户的要价会拉高整个征拆成本)。
依靠增量平衡利益,应当只是最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增容的本质,就是政府补助,最终都需要通过新增房地产供给才能实现财务平衡。这种房地产存量巨大、严重过剩的下行周期,会导致房地产去化周期进一步延长,无异于饮鸩止渴。
一句话,无论什么融资模式,都不能以牺牲房地产止跌回稳为代价。
4.结语
城市更新是战略而不是战术。这是因为扩大内需是国家的战略,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头号目标。
城市更新初期的作用,就像当年的土地财政一样,一开始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当政策最后一环突破后(比如“招拍挂”),对经济的拉动就会产生爆炸式效果。
所谓内需由投资和消费构成。按照房龄30年以上、约230亿平方米(城乡住宅口径)的住房,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改造成本计算,总投资高达92万亿元,摊到5年完成,就是每年18.4万亿元。即使只更新其中三分之一的面积,摊到5年完成,每年也有6.1万亿元,仍高于202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用于建安工程的部分(约4.8万亿元)。
消费也一样。不动产占家庭财富的比重,历史高点曾达到65%–70%;现在下降到大约50%上下。可以说,不动产贬值就是消费下降的直接原因。但即便如此,不动产在家庭财富中的分量,也没有任何其他资产可以相比。消费者首先要有钱。家庭财富由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组成。工资大幅增加不现实,财产性收入,也就是不动产升值,就成为主要途径。
城市更新不带来新增不动产供给,这是财产升值的前提。由此而来的固投和消费规模对扩大内需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商品(包括汽车、手机)做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更新是未来城市增长的一个战略性的抓手。
城市更新不单是一个个项目,而是发展出新的产业的机会。
和照亮过一个时代的开发商一样,存量更新也需要一个新的市场主体——更新服务商。和开发商类似,更新服务商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更新主体完成从动员、融资、报审、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登记,一直到结算的全流程交钥匙服务。没有专业服务商,靠基层组织动员自主更新只能是样本式的标本工程。
服务商除了按比例收取服务费,还可以带动从建材、施工、装修到厨卫家具销售等庞大的产业链。对宏观消费的拉动,远大于汽车、旅游、餐饮等常规消费的规模,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地方政府应当有意识地扶持本地房地产企业向城市更新服务商转变。如果地方政府能培养出伟大的服务商,它就会像汽车和手机的龙头企业那样,不仅可以通过采购带动下游巨大的产业链,还可以走出本市,把本地的产能释放到全国市场。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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