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反垄断案背后:当国家安全开始介入美国科技监管

导语

今年9月,联邦地区法院在司法部诉谷歌广告技术业务一案中,认定谷歌存在非法垄断行为,却驳回了强制拆分其广告技术业务的请求,转而采取信息共享、保障互操作性等行为性救济。这一裁定再次引出一个问题:面对科技巨头,反垄断执法究竟应该考量哪些因素?

11月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战略技术项目主任马特·珀尔撰文指出,当反垄断行动触及人工智能、半导体、数据中心等基础技术市场,其影响就不再局限于消费者利益和市场竞争,还可能关系到企业的技术投资、全球市场地位乃至国家长期竞争力。文章主张,国家安全不应成为反垄断的豁免理由。在涉及战略性技术的反垄断行动中,联邦政府应在执法前开展独立、以证据为基础的国家安全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传统竞争分析一并纳入决策。

原文标题:National Security Cannot Be an Afterthought in Antitrust Enforcement

原文来源: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编译解读: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今年9月,联邦地区法院就司法部诉谷歌广告技术业务一案作出救济裁定,驳回了司法部提出的强制拆分请求。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战略技术项目主任马特·珀尔(Matt Pearl)11月5日撰文,以两起谷歌案为切口指出,反垄断执法一旦触及关乎国家竞争力的市场,影响就不限于美国国内竞争。珀尔主张,联邦政府准备对涉及基础技术的反垄断案件采取行动时,应先开展一次以证据为基础的国家安全评估。

一、9月裁定:谷歌保住了广告技术业务

今年9月,联邦地区法院在司法部诉谷歌广告技术业务一案中作出救济裁定。法院此前已认定,谷歌对在线广告售卖与投放市场实施了非法垄断。此案待决的问题是,以何种救济恢复竞争:对谷歌的行为施加限制,还是采用结构性救济,把广告技术业务从谷歌其余业务中拆分出去。

法院最终要求谷歌共享信息、保障互操作性,禁止自我优待及其他反竞争行为,但驳回了司法部提出的强制拆分请求。驳回的理由是,法院并不认为恢复竞争必须依靠大规模的结构性救济。法院衡量的是竞争能否恢复,产业能力不在这套裁量之内。

二、反垄断执法的后果不限于国内竞争

这起案件凸显了美国反垄断与科技政策交汇处的一个更广问题:执法一旦触及关乎国家竞争力的市场,影响就不限于美国国内竞争。拆分一家美国企业,可能削弱它留住客户、维持投资的能力;阻止一项收购,则可能使它无法获得关键能力或进入新市场。

珀尔认为,在部分案件中,这些后果可能为中国竞争者带来持久优势,美国企业难以甚至无法将其扭转。照这个逻辑,多数执法行动都可以主张战略损失,适用边界要靠认定程序来约束。

三、法院只算消费者得失,不算战略后果

这起案件也表明,现行反垄断执法在这类市场上既有价值,也有局限。这套做法关注三点:救济对消费者的即时利弊,救济是否与所指控的违法行为紧密契合,救济是否有望恢复竞争条件。法院据此认定,虽然需要救济以避免消费者受损,但行为性救济已经足够。三项标准衡量的是救济对消费者的即时影响,覆盖不了执法行动对产业能力的长期影响。

这套分析没有处理重组一家大型企业的技术平台会带来哪些更广泛的战略风险,也没有处理阻止收购可能带来的后果。一项收购本来可以让美国企业获得建立并维持全球客户群所需的能力和分销渠道,这类可能性同样没有被纳入考量。

更关键的是,法院没有回答一项政策问题:拟采取的执法行动可能产生哪些战略后果。这类后果并非每起案件都要考虑,但在某些案件中,拟议救济确实会触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变量,包括网络安全、关键技术投资、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非美国对手竞争的能力,以及敏感个人数据。

另一桩针对谷歌的搜索救济案把这一区分呈现得更清楚。该案中,法院考量了要求谷歌剥离Chrome或施加数据共享义务是否可能造成网络安全漏洞、损害数十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或暴露美国消费者的敏感数据。

珀尔认可法院在确定适当救济时把这些因素纳入考量,但指出其分析缺少国家安全专家的更广泛评估:不同执法路径会如何影响美国的技术能力,又如何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这样的评估本可以考察不同救济会如何影响谷歌及其他美国企业投资和分发AI技术的能力,以及这些影响对美国技术领先地位意味着什么。

四、国家安全评估须在执法之前完成

这类评估是必要的,应在联邦政府就涉及基础技术的反垄断行动作出决定之前完成,而不是事后补做。珀尔并不主张把国家安全变成一道可以自动绕开反垄断审查的通道,也不主张为政治干预留下空间。国家安全在这里更像是一道安全阀:只有联邦政府认定国家安全关切确实存在、且足以令人信服时才能启用。

反垄断执法者仍应开展竞争分析,聚焦能否证明确实存在排他性行为,以及该行为对消费者造成的直接且即时的损害。联邦政府还应让国家安全机构牵头,另行评估反垄断执法或特定救济是否会造成国家安全风险。如果会,还需判断这类风险是否应当影响联邦政府的处理方式。

因此,珀尔建议,在涉及具有战略后果的技术的反垄断执法行动中,由联邦政府开展严肃、以证据为基础的国家安全评估,评估结论从一开始就应纳入联邦政府的反垄断执法战略。对消费者竞争效果、进入壁垒等其他传统分析,仍按现行方式开展。两类分析应共同构成政府整体执法思路的依据,包括是否推进、行动时机的选择,以及救济方式的选择。至于两类分析如何衔接、结论不一致时由谁决定,文中没有交代。

五、技术竞争的重心转向商业生态

在珀尔看来,技术领域的反垄断问题之所以成为国家安全问题,是因为商业技术在中美全球战略竞争中已从边缘位置转到中心。冷战期间,核武器等许多关键技术由政府拥有和控制,尽管也有商业技术同样关键的情形。今天,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全球领先地位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生态。这套生态产出前沿AI模型、大型数据中心集群、先进半导体,以及安全而广域的网络。

在这些市场上,市场结构牵动的远不止价格。它关系到企业能否获得建设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所需的大规模长期投资,能否为量子计算等新技术投入研发,能否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能否建立并维持庞大而持久的全球客户群。最后一点尤为关键。珀尔指出,在许多品类上中国市场的规模显著大于美国市场,美国企业若不能吸引并留住境外客户,就无法具备全球竞争力。

反垄断执法还可能把市场份额推向中国企业,这并非主张每一项并购在战略上都必要,或可以免于反垄断审查,而是说明有必要就潜在反垄断行动的现实战略后果做一项独立而有纪律的评估。从市场规模直接推出战略能力,中间还缺乏具体的传导机制。

六、企业须指明哪些能力面临风险

在基础技术市场上,这一论点尤其具有说服力。产品周期长、固定成本高、技术标准全球统一、客户与供应商需要紧密整合,这些因素使全球规模成为一种累积的、自我强化的竞争优势。珀尔认为,拆分一家企业或阻止一项关键并购,都可能削弱美国企业,使其境外客户与供应商转向中国竞争者,使该企业失去的份额很难甚至无法收复。在他看来,无论市场是集中还是更分散,结构本身都不天然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

文章最后提出,企业不应仅仅把“中国”当作一个论点来援引。联邦政府应要求企业指明究竟哪些能力或基础设施处于风险之中,并解释被质疑的行为或拟议并购与这些能力之间的因果链条。企业据此提出的主张应由国家安全官员独立评估。反垄断执法者仍应开展传统的竞争分析,但在联邦政府考量执法行动的潜在后果时,参与决策的不应只有反垄断执法者。

内容来自 虎嗅,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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