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可:这次汽车反内卷,终于有点不一样了
中国汽车行业反内卷,不再只靠企业自觉。
过去一年多,17家重点车企承诺供应商账期不超过60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问题反映渠道,行业协会不断发出倡议。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供应商敢举报自己的客户吗?
对于很多中小零部件企业来说,整车厂不仅决定今天的货款能不能拿到,还决定明天有没有订单。举报可能讨回一笔欠款,却可能丢掉未来几年的生意。
让供应商冒着失去饭碗的风险去举报整车厂,本身就不是一个可靠的监管办法。
现在,监管部门开始主动出手。
2026年11月16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宣布,受工信部委托,对17家重点汽车企业开展供应商账款支付年度评估。每家企业随机抽取不少于15家供应商,核对合同、验收、对账和付款记录,检查60天账期承诺究竟有没有兑现。
与此同时,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启动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检查新车研发周期和测试验证情况,并在随后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两冬一夏”、不少于3万公里可靠性验证等具体要求。
供应商账期治理,要防止整车厂把资金压力转嫁给供应商;新车研发验证监管,则要防止企业把未经充分验证的产品风险留给消费者。
这次,汽车反内卷开始触及企业经营中的具体环节,而且有了检查的办法,确实有点不一样。
供应商不敢举报,政府就主动查
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先后公开承诺,将供应商支付账期控制在60天以内。
这个承诺并不容易兑现。
汽车行业的供应商,尤其是中小零部件企业,在整车厂面前往往没有多少议价能力。
为了获得一家整车厂的订单,它们可能需要提前投入模具、设备、厂房和人员。有些企业为了一个车型项目,甚至专门建设生产线。订单一旦取消,前期投入就可能打了水漂。
所以,即使货款被拖欠,供应商也往往选择忍耐。
整车厂甚至不需要公开报复,只要下一轮采购不再选择这家供应商,就足以让它承受损失。
不能因为举报少,就认为账期问题已经解决。也不能指望供应商为了行业公平,先把自己的生意搭进去。
工信部在相关政策解读中也曾指出,尽管重点车企平均账期有所缩短,现汇使用比例有所提高,但部分供应商的获得感仍然不强。
这里还有一个技术问题。
60天账期,究竟从哪一天算起?
供应商把货送到工厂,整车厂可以说还没有验收;验收完成,可以说还没有对账;对账完成,双方又可能因为价格没有谈妥而暂缓支付。
合同上写着60天,实际拿到钱可能远远不止60天。
有时即使按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供应商如果急需现金,还要承担贴现成本。
所以,9月7日,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对这些环节作出具体规定。

汽车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接收货物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超过3个工作日未验收的,视为验收合格;确需通过装车验证的零部件,应在接收货物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车辆下线检验。
对支付期限和方式也作了规定。汽车企业未在约定账期内付款的,应依法支付逾期利息。支付时间以现汇支付或银行承兑汇票等票据签发时间为准;使用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方式的,要在合同中明确贴现成本由谁承担,并合理控制使用比例。
对于价格尚未谈妥的订单,也不能无限期拖欠。连续供货的,可以参照最近一次合同价格先行支付不低于90%的货款;非连续供货的,可以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先行支付不低于70%,最后多退少补。
这些规定看起来琐碎,却是实实在在的约束。
过去只规定60天,现在还要管60天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中间哪些环节不能随意拖延,付款方式又会给供应商增加多少负担。
到了11月,进一步启动年度评估,将车企报送数据与供应商抽查结合起来,评估结果按程序向社会公布。
对于应付账款规模大、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投诉较多的企业,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约谈,督促整改。
当然,每家车企抽查不少于15家供应商,对于供应商动辄上千家的大型汽车集团来说,样本并不算多。
真正的考验,是能否随机抽到那些不愿说话的中小供应商,能否发现账期之外的变相拖欠,更重要的是,能否保证供应商说了实话之后,不会因此丢掉订单。
但这个办法至少改变了过去的一个问题:供应商不需要先冒着风险站出来,监管也可以主动掌握情况。
对于汽车行业长期失衡的上下游关系,这一步值得重视。
蔚来遭举报,更需要让事实说话
就在17家重点车企供应商账期年度评估启动之际,一则涉及蔚来的网络举报传言引起关注。
网上流传的帖子声称,蔚来拖欠供应商货款长达一年多,涉及金额达数百亿元,已有供应商向工信部举报。帖子还称,蔚来可动用现金不足50亿元,公司已经出现所谓“实质性暴雷”。
这些指控如果属实,当然不是小事。我也注意到了它引起的市场恐慌。
11月16日,蔚来美股下跌6.21%,收于2.72美元,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第二天,蔚来港股盘中一度跌逾5%,最低触及21.10港元。
不过,不能把蔚来的股价下跌全部归因于这则传言。此前多个交易日,蔚来股价已经持续走弱,10月交付量同比下滑等经营因素,也在影响市场情绪。
但这件事至少说明,上市公司的财务传言一旦涉及供应商欠款、现金流和融资能力,就可能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风险信号。

11月17日,蔚来法务部发布声明,称有关公司财务经营情况的传言属于恶意捏造,与事实严重不符,并表示已固定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
蔚来同时披露,2026年前10个月累计交付新车334547辆,同比增长38.5%;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储备为567亿元。
这件事放在供应商账期监管的背景下,尤其值得琢磨。
中国汽车行业的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供应商,对整车厂普遍存在很强的业务依赖。即使遭遇拖欠,也未必愿意公开得罪客户。
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一份突然出现的所谓举报材料,更需要核实证据、查清事实。尤其不能把面向17家车企的常规账期评估,与针对某一家企业的举报混为一谈。
究竟是哪家供应商举报?有没有真实供货关系?是否存在拖欠合同?数百亿元的金额从何而来?所谓向工信部举报,有没有能够核实的记录?
当然,供应商不愿意公开举报,并不意味着举报一定不真实。但一份缺少可核查证据的网络帖子,不能成为认定企业经营危机的依据。
这次评估面向17家车企统一开展,并非针对蔚来展开的专项调查。如果企业存在账期问题,就依据合同和付款记录认定、督促整改;如果不存在,也应当通过客观的核查结果还企业一个公道。
对于网上流传的举报,更应当区分真实的供应商维权和缺乏证据的网络指控。
真正有效的监管,既不能因为供应商不敢举报就忽视问题,也不能因为有人声称举报,就认定一家企业有问题。
让事实说话,比让传言满天飞更重要。
不只查账期,还在严查“速成车”
汽车行业反内卷的另一条线,已经延伸到了新车研发和产品质量。
8月27日,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宣布,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这次专项行动把整车产品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列为重点整治问题,并明确要求检查新车设计使用寿命、研发周期,以及新材料、新结构可能存在的产品缺陷和疲劳失效风险。
对于非理性竞争问题反映较多、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企业及相关车型,监管部门将加大检查和抽查力度。
10月10日,四部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包含“两冬一夏”试验,可靠性验证里程不低于3万公里等要求。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拟实施的产品准入安排:自2027年1月1日起,对于相关新申报产品,未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测试验证、验证不充分或者提交虚假材料的,工信部将不予公告。
已经取得公告的相关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和验证材料。逾期未按要求提交、且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企业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
这些仍是征求意见稿提出的安排,尚不能视为已经生效的强制规定。但主管部门准备把研发验证要求与产品准入直接挂钩,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确。
过去,一款全新汽车的开发周期往往需要三四年。
如今,一些企业把18个月作为开发目标,甚至提出12个月造出一款新车。
这几年,开发周期短成了一种值得炫耀的能力。似乎别人三年,自己一年半;别人一年半,自己一年,就代表技术更先进。
其实,研发速度快并不必然等于研发能力强。
如果通过平台化、模块化、成熟技术复用和数字仿真,把原来需要三年的开发周期压缩到18个月,这是技术和管理进步。
但如果通过砍掉部分必要的试验、压缩可靠性验证时间,把一款原本需要18个月开发的汽车提前半年推向市场,性质就不同了。
尤其需要区分成熟平台上的产品迭代,与全新架构、全新电池系统、全新底盘方案的开发。
成熟平台上的改款,可以沿用许多已经经过验证的零部件和技术方案。
但一套全新的电池系统,在持续高温、极寒和长期振动条件下是否可靠?一种新的底盘结构,经过多年腐蚀和复杂载荷后会不会出现问题?新的电子控制系统,在极端工况下能否正常工作?
这些问题,不能仅靠电脑模拟和实验室数据回答。
而且汽车与手机不同。
一部手机用上三四年,消费者可能就要换了。一辆汽车却可能使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研发阶段没有充分发现的问题,有些要等到几年之后才能暴露出来。
现在有些汽车企业,发布会上新技术一个接着一个,产品上市后却需要不断通过软件升级、零部件调整来解决问题。
软件可以升级,不等于所有硬件缺陷都能够升级解决。
更不能把消费者当作免费的测试员。
汽车当然需要快速创新。但如果企业在研发环节省下了时间和成本,却把未经充分验证的风险留给消费者,这种创新速度就值得怀疑。
严查“速成车”的重点,应该是检验研发工作是否充分完成,判断企业缩短开发周期的依据,而不是简单地以时间长短决定产品好坏。
监管要分清技术降本和成本转嫁
供应商账期和“速成车”,其实还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汽车企业所谓的降本增效,究竟有多少来自技术和管理进步,又有多少来自把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别人?
这里不能简单地把企业分成两类,一类依靠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另一类依靠压榨供应商降低成本。
现实中的情况往往复杂得多。
一家汽车企业完全可能通过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和工艺改进,不断提高经营效率,同时又凭借强大的采购能力,要求供应商持续降价,甚至通过延长账期占用供应商资金。
两种行为可能同时存在,而且相互交织。
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是真实的,供应商承受的经营压力也是真实的。不能因为一家企业有技术创新能力,就认为它在供应链上的所有做法都合理。
新车研发也是如此。
一家企业可能已经建立起高效的研发体系,能够通过成熟平台复用、数字仿真和并行工程,大幅缩短开发周期。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为了抢占市场窗口,继续压缩那些本来不应该省略的测试验证。
更麻烦的是,这些做法在短期内确实可能有利于企业竞争。
占用供应商资金,可以改善整车厂的现金流;减少必要验证,可以让新车更早上市。即便一家企业已经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成本优势,它仍然可能有动力继续这样做。
如果这些行为没有相应的约束,其他企业也可能被迫跟进。
最后,技术创新与不合理的成本转嫁混杂在一起,真正创造了多少价值,又把多少代价留给了别人,反而越来越难以分辨。
最近几个月的监管措施,正是试图对这些行为建立可以核查的标准。
对供应商账期,明确起算时间、验收期限、支付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抽查,公开评估结果,对违规企业依法约谈和处理。
对新车研发,检查可靠性和耐久性,核实测试验证记录,并准备把验证是否充分纳入产品准入审查。
当然,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要看接下来的执行。
抽查结果能否反映企业真实账期?供应商敢不敢说实话?对于故意拖欠的企业,能否实施有效约束?新车测试验证要求又能否真正提高产品质量,避免变成新的形式主义?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但政府反内卷毕竟开始有了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办法,而且正在从价格和营销,深入到企业的采购、付款、研发和质量管理。
中国汽车产业今天的成绩,是竞争出来的。未来要继续进步,仍然离不开竞争。
政府不需要替市场决定哪家企业应该赢,也不应该阻止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进步获得优势。
它需要做的,是维护正常竞争的规则,让该支付的货款按时支付,该完成的产品验证充分完成,让违反规则的企业承担相应责任。
这次汽车反内卷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开始寻找让规则真正管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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