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33年:谁在和朝廷争夺百姓?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33年的节目,将从宋高宗委派亲信执行的一场诡异抓捕讲起,带你看懂一个刚刚站稳脚跟的王朝,为什么会对民间宗教组织如此警惕。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33年,这是南宋绍兴三年,大金天会十一年。

上一期,我们聊的是南宋朝廷怎么收服江湖群雄、各种零散武装的故事,这是南宋建国的关键一步。赵构也真是不容易,这个阶段放眼天下,到处都是对手。

摆在明面上的竞争者,当然是北边的金朝。双方你来我往,打到这个时候,其实都有点打不动了。前面几年,都是南宋想谈,派人过去,金朝那边爱答不理。但是到了这一年,有了一个重大进展,金人那边派了一个正式使团过来。虽然使团级别不高,但和谈的通道毕竟打开了。金人这次开出来的条件很苛刻,不仅要求划江而治,而且还要求把北方逃过长江的难民还回去。这当然不可接受。我们以前就讲过,自古守江必守淮,只有一个长江天险,南方是守不住的。其实,局势演化到今年,赵构和他身边的大臣,也有点底气了。上一年,赵构就说过一句话,我们都有上千里的地盘了,没听说过有这么大地盘还害怕的。这一年,金人的使团来了,赵构跟大臣谈起军备,说我们现在养的兵,已经有二十多万了。大臣接了一句:没听说过有二十万兵,还要害怕别人的。你听听,君臣两个,一唱一和,底气都上来了。所以,谈判这事,不着急,慢慢谈,等再打几个胜仗,更好谈。

除了金人之外,南宋朝廷还有一个竞争对手,那就是刘豫的伪齐政权。我们在1130年那期节目里讲过,这是金人扶植起来的一个傀儡政权。但你又不能把它等同于金人,为啥?因为伪齐用的治理方式和政治话语,是汉人的那一套。金人和南宋,搞的是军事竞争;而伪齐和赵构展开的,是治理能力和吸引力的竞争,就是另一个维度上的竞争了。比如,今年二月,刘豫搞起了科举,录取了48名进士。伪齐政权一共也就存在了八年,科举居然办了两次,下一次是三年后,录取的进士更多,有69个人。你别小看这个人数,几十个进士,背后就至少是几百上千的读书人。那个时代,能有多少识文断字的人?这么多读书人既然参加了伪齐的科举,就证明,他们决定把自己的荣誉、前途,甚至是身家性命,都绑在了刘豫的战车上,认同了伪齐政权的合法性。这也是一种信任投票啊。

赵构还有一伙竞争者,那就是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幺起义军。请注意,这伙人和上一期节目我们讲的那些江湖好汉不一样:钟相起兵之后,号称楚王,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年号,叫“天战”,妻子叫皇后,儿子叫太子,下发的文书叫圣旨,俨然已经是一个政权了。钟相死后,杨幺接过领导权,接着和南宋对抗。今年,朝廷又派兵去进剿,领兵的人还请示呢,说能不能招安?赵构说,欸,招什么安?给他们高官厚禄,这不是谁当强盗就赏谁吗?这样吧,像杨幺这样的头目,说什么也不能赦免,其余胁从的不问吧。你要是听过我们《文明之旅》上一期节目就知道,到这个时候,南宋朝廷收编江湖武装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赵构才有这样的底气。但是,这一年,官兵两次进剿都失败了。要等到后年,绍兴五年的时候,岳飞出手,才最终灭掉了杨幺。

还有吗?赵构的朝廷还有什么竞争对手?外敌内患好像都说到了。不,这一年,赵构还有一次如临大敌的行动。

三月下旬,赵构下旨给浙江衢州的地方官,要求抓捕衢州开化县九里坑——这个村今天还在,还叫“九里坑”,是典型的浙江西部的山区——村里的一个老太婆“余五婆”。而且旨意上说了,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结果人没抓到,反而出了乱子,隔壁遂安县有个叫缪罗的,把余五婆窝藏起来了,官府来抓,他干脆带着一帮人拒捕。地方官赶紧组织了六千多人去围攻。消息传到了临安,赵构做了一个很反常的决定,他说,你,杨沂中,你带三千人跑一趟吧,去平这个乱子。你要是熟悉南宋历史,就知道这个杨沂中不得了,他给赵构当贴身的卫队长,当了几十年。也就是说,他是赵构最信任的武将。为了这么个规模不大的民变,赵构居然把贴身的卫队长都派出去了。听出来了吧?赵构对这事是异乎寻常地重视。事还没完。乱子平了之后,朝廷还要秋后算账。涉及到的地方官,衢州知州和严州知州都被罢官。整个这件事,赵构从三月忙到十月,才算完事。

你可能会问,这个山里的老太婆余五婆是什么来路?抓她,隔壁县的人都能为她组织一帮人拒捕?抓她,居然需要皇帝动用贴身卫队?

是的,这个老太婆不寻常。朝廷给她定的罪名是“传习魔法”,这不是哈利·波特学的那种魔法哈,这在宋代,叫“吃菜事魔”。什么意思?吃菜,说的是这帮人吃素,不吃肉;事魔,说的是这帮人结伙侍奉魔头。简单说,就是一种民间宗教。

你不觉得奇怪吗?赵构这一年,要忙的事儿非常多啊,为什么对深山里的一伙民间宗教,这么警觉、这么如临大敌?他在担心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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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宗教

宋朝人说的“吃菜事魔”是一帮什么人?

今天一听这个魔鬼的“魔”字,就觉得阴森森的,是不是武侠小说里说的那种神秘魔教啊?其实没那么可怕。我简单给你捋一下儿,这个“魔”字是咋回事儿。

你去翻中国的先秦典籍,汉字当中其实没有这个字,连东汉的《说文解字》里面也没有。那什么时候才有的呢?是佛教东传之后。因为要翻译佛经嘛,有一层意思,汉字中没有对应的,所以才生造了这个字。这是梵语当中的一个概念,就是破坏修行、障碍觉悟的一种力量,梵语叫 māra,音译“魔罗”,简称魔。请注意,它更多指的是一种抽象的心理现象,凡是能够搅乱心神的,都叫魔。不是专指那种有实体的、青面獠牙的魔鬼。

甚至最开始的时候,翻译佛经,都写成石字底的那个磨刀石的磨。对啊,魔就是来磨灭你的意志,折磨你的灵魂的东西,所以用这个“磨”。后来到了梁武帝的时候,才觉得,这个字既然这么不好,换个偏旁部首吧,这才换上了一个鬼字,写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那宋朝的这个“吃菜事魔”,是佛教演化来的吗?又不是。它其实是从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传过来的一种宗教:摩尼教。摩尼教的教义,主要讲光明战胜黑暗,信徒吃素、不杀生、讲究互相帮助,等等。摩尼教的影响一度很大,流传了一千多年,后来逐渐衰落,作为独立宗教基本消失了。它传到中国的时候,老百姓管它叫明教,光明的明。但是你想,甭管是不熟悉他们的官府,还是跟它有竞争关系的佛教,提到这帮摩尼教徒,摩、魔同音,难免提笔就写成了魔鬼的魔字。你们吃素,所以叫“吃菜”;你们有头儿,那就叫魔头,你们侍奉魔头,所以叫“事魔”,“吃菜事魔”这四个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明白了,这就是一帮入了明教的普通老百姓,被有意无意地安上了这么个有点污名化意味的名字:吃菜事魔。跟后世说的魔鬼什么的,没关系。

虽说他们是摩尼教徒,但你懂的,这种在底层百姓中传播的教义,肯定经过了很多轮的本土化改造。到宋代的时候,摩尼教其实已经面目全非了,混入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的东西。比如,他们念什么经?其中居然有《金刚经》,这是佛教的东西;他们的教主是谁?有人说是出自五斗米道。但是五斗米道,教主是张道陵啊,张鲁的爷爷,而他们拜的又是张角。张角创立的,那是道教的另一个教派,太平道。你说乱不乱?

你听出来了:所谓吃菜事魔,其实是一个缝合怪。到了南宋时候,大诗人陆游就说,我看过他们所谓的经书,内容荒诞虚妄,就是乡间的俗人瞎写的。陆游还说,这些人形形色色,名目繁多,淮南叫二禬(guì)子,两浙叫牟尼教,江东叫四果,江西叫金刚禅,福建叫明教、揭谛斋。谁也说不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和区别。

既然教义一片混乱,那官府要抓他们,那靠什么来辨认教徒呢?只能靠一些仪式性的小动作。比如,他们不是把太平道的张角当祖师爷吗?那据说,他们就不敢提这个“角”字。所以,地方官会在公堂上,摆一大堆东西,中间放个羊角。然后让嫌疑犯来念这些东西的名字。到了羊角,你不念,妥了,你就是吃菜事魔。

要是这么搞下去,抓吃菜事魔,就难免扩大化。后来,干脆就按照最简单的几个标志来抓人了,比如你是不是只吃菜不吃肉?是不是聚众?是不是有个宗师?如果符合这几样,都算。到最后,连南宋大儒朱熹,都被人扣过“吃菜事魔”的帽子。为啥?如果按照刚才说的那三个标准,你们一帮人,吃粗茶淡饭、聚众讲学,还有朱熹这种宗师,甭问啊,你们这是吃菜事魔啊。你看,事情就能荒诞到这个程度。

听到这儿,你也明白了:朝廷要抓吃菜事魔,本质上并不是宗教迫害,朝廷也没有那么关心他们的信仰问题。要知道,中国人自古对宗教信仰是比较宽容的。老百姓往往是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灵不灵另说,能求个心安就行;民间办个丧事,一棚和尚、一棚道士、一棚喇嘛,也能相安无事,很正常;士大夫,比如像苏东坡这样的人,既参佛教的禅,又炼道教的丹,也是两不耽误;朝廷呢,对宗教也大多持宽容态度,国外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大多数时候都可以自由传教。历史上不多的几次灭佛事件,比如“三武一宗”灭佛,你要是去看细节,表面上是宗教之争,说到底,其实是为了搞钱。

那奇怪了:为吃菜事魔的事儿,赵构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你别一听宗教,以为他们有的,只是信仰。不,他们有一项更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对民众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在皇权看来,有了这些能力,距离举旗造反,也就一步之遥。

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越回了传统的农耕社会:你很快会发现,老百姓即使苦难深重,也很难造反。为啥?因为聚不起人啊。你找个高坡一站,手搭凉棚,四下一望,人是有,但都分布在广袤的田野上,各人种各人的地。你喊破喉咙,也喊不来几个人。在这样的农耕社会,能把人大规模聚集起来的,通常只有三种组织力量:国家、宗族和宗教。

陆游有过一个分析:自古以来,老百姓如果是因为吃不上饭而造反,朝廷只要处置得当,还是比较好平息的:只要能吃上一口饱饭,谁还愿意继续跟着造反呢?但是如果是因为民间宗教,平时就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等到他们突然发难,想要摁下去就难了。

这也是从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从道教的教团活动发展而来的。张角传教十几年,悄悄攒出了几十万信众。等到他们决定造反的时候,八个州同时举兵,十几天就到了星火燎原、天下响应的地步。

你可能会说,那是张角要造反。可我要是不造反呢?我们就是一起烧烧香,拜拜神?朝廷还紧张什么?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宗教和国家,本来就有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都在争夺一项权力:安顿人生的权力。

人需要的,可不仅是饮食男女、生存繁衍。人还有很多精神性的需求,比如,谁能对我的苦难进行解释?谁能对我的未来有个承诺?谁能给我一个确定的身份,让我有秩序感?谁能让我在一个组织中,获得力量感?等等。

这些问题,国家有一套自己的答案:水旱天灾,生老病死,那是天时无常;但是国家来帮你啊,平时,有爱民如子的官府,荒年,国家有赈济,外敌来了,国家有军队可以抵抗。至于身份提供的秩序感,那更是国家擅长的事:你如果是普通老百姓,那就编户齐民,给你一个确定的位置。你要想上进,甭管是文的还是武的,都有科举。表现好,国家还有荣誉体系,让你向上攀登;至于在一个组织中的归属感,国家也能给,但是分人:官场有同僚,军队有同袍,但如果是底层的老百姓,国家拿不出一个圈子来给他。没有就没有吧,你不是还有家吗?还有宗族吗?那就是你的归属感。

你发现没有?这几个问题,国家虽然能回答,但是,越往上,你越是精英,国家就答得越好;越往下,越到社会底层,国家的答案就越难让人满意。这是一个头重脚轻的结构。所以,民间宗教乘虚而入的机会就来了。

还是回答那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有苦难?各家宗教的解释不一样,但宗教对解决方案的承诺,是比国家更斩钉截铁的:只要你信我,什么问题都有办法,而且是终极的办法。那身份呢?民间宗教也都能给:你是同修?是道友?是有缘人?是师傅?是弟子?是护法?他们之间有暗号、有口诀、有共同的秘密仪式,一眼就能认出自己人。更重要的是,这个共同体,还能跨村落、跨州县,能打破农耕社会天然的地缘割裂。更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认同,又被那种“共渡劫难” 的精神纽带维系在一起,成了一个归属感非常强大的组织。而朝廷能宽容的,是信仰,对这种组织,朝廷怎么敢宽容?

而且,你也别一听宗教,就觉得只解决精神上的问题,实际上,摩尼教在民间传播,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功能,那就是:民间互助。谁要是过不下去了,教众互相接济一下;出门在外,哪怕互不认识,只要说是教里的兄弟,也能管你吃管你住。这种天下一家的感觉,可太好了。在南宋后期的时候,有官员就描述过这帮人有多能办事:村里镇里,都有头目;谁家打官司,大家一起凑钱出主意帮他打;谁家盖个房子,一声招呼,能把隔壁州县的人都喊来,帮着一起出力。你我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即使不信他们的那个教,是不是也想入他们的那个组织?

有官员就跟赵构说了,这种互帮互助的生活,颇有古人之风啊,这不就是我们儒家讲的先王之道吗?但问题在于,要过这种生活,那也得是在我们官府的治理下过,他们不能自己过啊。这位官员写到这里,用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词儿:“窃取”,“乃为魔头者窃取”,被那些摩尼教的头子偷走了。请问,人家偷你什么了?偷了只有朝廷才该有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权力。

听到这里,你知道,麻烦了。都不用发展到造反那一步,摩尼教、吃菜事魔,只要这么正常存在着,它就和朝廷之间构成了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争的不见得是江山,却是一种更根本的东西,民心,以及在此基础上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能力。

如果你是这一年的赵构,你听说,就在离杭州不远的地方,居然有这么个火种,你能不着急赶紧把它扑灭吗?

那问题又来了。这种随时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扑得灭吗?

2

星星之火

这一年,南宋朝廷扑灭了浙江衢州的吃菜事魔。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火苗是灭了,火种还在。到了下一年,绍兴四年,起居舍人王居正就向朝廷建议,从方腊起义开始,朝廷就镇压吃菜事魔,禁令越严,越禁不住,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了。要不,别镇压了?试试劝导分化,允许他们改过自新?

这就怪了。朝廷有兵,有钱,还能杀人,怎么就管不住这些老百姓呢?这种民间宗教组织,它为什么扑不灭呢?

首先一点,和官府相比,他们的运行成本太低了。赵构的朝廷想干任何一件事,首先就要考虑钱从哪里来:官员要发俸禄,军队要发军饷,国家机器每分每秒都在烧钱。而民间宗教呢?运行成本几乎是零,甚至是挣钱的。就说这一年镇压的浙江衢州的那个余五婆,要想加入她的教团,得先交钱,后登记,然后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这种宗教,往往都会有打着供养名义敛财的事儿。

更重要的是,朝廷官府和民间宗教,这两种组织机器的运行逻辑不一样。

朝廷官府,是个官僚体系。这种体系的特征,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是运行在档案文书的基础上,你要想让它动一下,必须有一个能写在文件上的事儿。说白了,它是一台有开关的机器,必须有人推它一下,它才能被激活。而民间宗教这台机器呢?它从来就没关过机,集会、烧香、搞仪式,一直在飞速运转。这是由这种组织的性质决定的,只要是自愿加入、自由退出的组织,不运转就会消失。

民间宗教一旦决定要造反,往往都会让官府极其震惊:怎么一下子就形成燎原之势了?其实就有这个原因。

你想,官府是要被激活的机器,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使早就有造反的迹象,对于基层官员来说,迹象又不是文件?报上去反而显得我无能,能瞒着就瞒着吧。东汉时候的黄巾起义就是这样。地方官员其实早就知道,但是宁可私下里嘀嘀咕咕,也不愿意写成公文上报,怕担责任嘛。即使报上去,官僚机构也能让信号一层层地衰减,直到如泥牛入海。而另一边,民间宗教一直飞速运转,人已经聚拢、训练、串联好了。它的能力是预存在组织里的,想用的时候,随时就能从一张信仰网络切换成一张动员网络。这一比,你就明白为什么宗教起事总显得那么突然了:一个在随时待机,一个假装看不见,那可不就突然吗?

民间宗教扑不灭,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

你想,正常社会,只要建立起稳定的秩序,都难免要让一部分人为这个秩序付代价,要么被压在底层,要么被驱赶到边缘。这就为民间宗教天然留出了机会。

比如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刚开始就是从社会上层开始的,折腾了几百年,也不太成功。后来还是在清朝后期,在民间找到了突破口。王鼎钧先生回忆录的第一本叫《昨天的云》,里面就记载了几个细节。一个是说王鼎钧的母亲,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逃避大家族对妇女的压制。“每年仍有一些活动,像祭祖、拜年、庆寿,暂时恢复大家庭的形式。由于活动集中,大家庭制度的负面功能也就即兴发挥,淋漓尽致。这时,基督教来了,它说,你不可烧香摆供,你只能跪拜真神。这时,母亲说,我信主了,你们的什么什么我都不能参加了。”入了基督教,就能逃避压迫。还有一些贫寒人家的妇女,为什么也要加入基督教呢?“那时我们教会连一架手风琴也没有,仍然有许多人为了歌声而来,大多数是妇女。依照习俗,她们不准‘无故唱曲’,要抒散内心的抑郁,只有哭泣。唱总比哭好一些。教会是她们唯一可以唱歌的地方。”

你看,宗教的传播,不见得是因为信仰的力量。社会主流秩序天然就留下了这些空间,让宗教落地生根。

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只要是专制王权,对这种民间宗教都是非常警惕的。比如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刚开始就是坚决打击。

我给你念一段,小普林尼给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写的信。

这小普林尼,是老普林尼,也就是《自然史》作者的外甥。这个人很有意思,算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打工人吧,他在地方上当总督的时候,老给皇帝图拉真写信,大事小事,都请示汇报,澡堂子坏了,问皇帝,水渠要修,问皇帝。而且他这批请示汇报的信,还都流传下来了,成了罗马皇帝与行省总督唯一留下来的通信集。

大概是在公元111年的时候,小普林尼给皇帝写了这么一封信,说我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烧毁了很多房。“大人,我想请您考虑:是不是应当成立一个救火队,人数限在一百五十人以内。我会注意,只吸收真正的救火工匠入会,不让他们拿着特许的权柄去干别的勾当;就这么点人,看管起来也不难。”皇帝图拉真是这么回的:“你想到成立救火队,这个念头我明白;但要记住,这个行省——尤其是它的各个城市——一直受到这类社团的困扰。不论我们给它们起什么名字、以什么名义成立,只要人们为了某个共同目的结合成团体,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政治团体。所以,更好的做法是:备好灭火的器具,鼓励房主们自己动手扑救;一旦火起,就召集在场的群众一起帮忙。”

你看看,罗马帝国对民间组织就警惕到这个份儿上。“只要人们为了某个共同目的结合成团体,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政治团体。”那你想,他对基督教能不狠狠打压吗?

同样是小普林尼给图拉真皇帝写的信,也有这么一段,他说,我们这儿的基督徒啊,“他们习惯在固定的一天、天亮之前聚会,轮流唱诗赞美基督,把他当作神;并且立誓不偷盗、不抢劫、不奸淫、不背信、不赖账。然后散去,傍晚再聚一次,吃一顿普通而无害的饭。”你听听,这跟宋朝的吃菜事魔的行动方式简直一模一样。小普林尼就请示啊,“此事看来值得您亲自过问,尤其因为受牵连的人很多: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男女都有,而且这种情形还会继续蔓延”,我应该拿他们怎么办呢?图拉真皇帝回信说:“他们不应被主动搜捕;若有人控告、且证据确凿,则应受罚。”说白了,民不举官不究,你别去主动找他们的麻烦。

奇怪,罗马帝国那么压迫基督教,为什么皇帝说你别去主动搜捕呢?

很简单,罗马帝国没有那个行政能力。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统治着五六千万人,有四十多个行省,但是管理这些行省的高级官员,也就一百多个人;剩下还有抄抄写写、跑腿送信的办事员大概一万人。

就拿小普林尼所在的比提尼亚行省来说,总督直接能管的人,也就一百个人。那行省下面呢?市、县、乡、村呢?不好意思,罗马帝国行省以下,就没有基层官僚组织了,全靠自治。所以有一个说法,罗马帝国就像是一个控股公司,只管两件事:税交齐了吗?有人造反吗?其他一概不管。

以这样的行政能力,对上基督教这样的民间宗教,真应了那句话:“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是不可能控制得住的。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基督教铺满了整个罗马帝国。最后没办法,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合法化。他临终的时候,甚至还受了洗,加入了基督教。“打不过你,只好加入你”嘛。再过几十年,到了公元380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罗马一直想压住的这头猛兽,终于翻身骑到了帝国头上。

我之所以要说罗马帝国,其实就是想对比一下:中国古代也有民间宗教,给官府带来的困扰也不小,但是它从来也没能真正成大气候。为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皇权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和治理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3

国家能力

有一句话叫“多亏同行衬托”。

我们前面讲南宋朝廷面对遍地开花的吃菜事魔,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和罗马帝国一对比,你就看出中国皇权在社会治理能力上达到的高度了。

南宋朝廷至少知道:这伙人在哪个县、哪个村、领头的是谁、夜里在哪儿聚会?至少知道出了事,谁来担责?抓到人,按什么法律,怎么惩处?等等。你再对比一下罗马帝国:小普林尼给图拉真皇帝写信问,抓到基督教徒,我应该“按什么程序查问、按什么标准处罚,该区别到什么程度?”连总督都是一本糊涂账。

在《文明之旅》1110年那期节目里,我们讲过一个概念,叫legibility,“可读性”。意思是,现代国家有一项艰巨的社会治理使命,就是要把一个原本模糊的、流动的、复杂的现实,变成一份国家能读懂的清单。国家要能看得见国土内的每一个人,每一处资源。这其实非常困难。在欧洲,人人都有姓名这个事儿,是到18世纪才普及的。日本就更迟,19世纪搞明治维新,才逼着老百姓必须给自己起一个姓。你想,连姓名都没有,征税的方法肯定很粗糙,精细的社会管理更是无从谈起。

而中国从秦朝开始,国家的账册上,就能查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一块块具体的土地。这种legibility、“可读性”到了什么程度?我给你举个例子。1930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河一带,发现了一批汉代的文书,这就是著名的居延汉简。

你想,那个地方,已经是汉帝国的边陲了,当时也没有多少人口。但基层政府能对人的管控到了什么水平?

比如,有一枚简,写着一个叫万常喜的人:

居延都尉给事佐——这是工作单位;居延始至里——这是住处;万常喜——这是姓名;年卅四岁——这是年龄;长七尺五寸——这是身高;黑色——皮肤长相。你看,国家认识他,认得清清楚楚,连他长多高、皮肤什么颜色,都写在一枚木简上。

不仅是人口、土地、财产登记得这么详细,甚至动态信息,也都有详细记录,比如,在河西走廊出土的一份汉简上,还能看到一封公文,分别送往四个地方,哪一天、什么时辰、从哪儿到哪儿,由谁交给谁,都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什么?这就是国家能力啊。

到了宋朝,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虽然放松了,但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其实是加强了的。

我举个例子,在这1133年,史料里面记载了这么件事儿:有个官员上了一道奏疏,讲了平江府——就是今天的苏州——因为战乱,很多人回不了家,那他在家乡的田怎么办?

这位官员统计了一下,这批田有16000多亩,每年荒废着,耽误了43000多斛的租税。那怎么办呢?他建议,田,还是原来的老佃户种着;收成扣除正常的赋税之后,剩下的分成三份:一份给佃户,一份上交给朝廷,朝廷给你代管啊,也得收一份,最后还有一份,存着,登记在官府的账上。等到业主哪天回来了,连田带那存下的一份,一起还给他。原先定了期限,两年不回来,这批田产就要充公。如今已经三年了,这些人还没回来。可是,他们是不想回来吗?是陷在敌境,脱不了身啊。他请求朝廷,再等二三年,给这些人留一点回家的机会。

你品品这套操作。它背后是一整套东西:田是谁的,得核实吧?——这是产权登记。田不能荒着,得有人种吧?——这是组织生产。收成怎么分,得定规矩吧?——这是收益分配。给业主留的那一份,得记在账上吧?——这是档案管理。业主回来了,怎么证明他是他、怎么把田还给他?——这是权利恢复。而把所有这些活儿干完,还得有一大批人马,怎么管好这么庞大的官吏队伍,又是一大摊活儿。这背后是一套惊人的行政能力。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就到了这种程度。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把国家权力分成两种:一种叫“专制性权力”,一种叫“基础性权力”。

所谓专制性权力,就是统治者不用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就能拍板的事儿,比如罗马皇帝说,基督徒必须镇压,拒不悔改就杀,在这个权力上,罗马帝国皇帝和中国皇帝是一样的。 而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能不能把政治决策,真正贯彻到整个社会生活里去,说白了,拍板以后,你能不能办得成?迈克尔・曼用的词儿是“后勤式的”,国家的权力要像军队打仗,不仅能决定打谁,你还得有能力像给前线运补给一样,能一站一站、一车一车地,把命令和粮草运过去。这方面,帝制时代的中国完胜。

我们读历史,总觉得一个王朝走到末路,多半是皇帝说话没人听、大权旁落了,也就是专制性权力衰败了。其实不一定。比如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他在位十七年,说换谁就换谁: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个,史称“崇祯五十相”;说杀谁就杀谁,光前线的大员,总督杀了七个,巡抚杀了十一个。杀到最后,也没见谁造反。你看,他的专制性权力一点也没少。

那他为什么还是亡了国呢?他衰败的是基础性权力。钱征不上来;兵派不出去,花名册上写着几十万人,但真到临阵,一触即溃;命令也在往下发,但是落实不了。崇祯皇帝到头来还觉得,都怪手下的大臣不给力。其实,这个时候换谁都没用了,国家全面失能了。皇帝手里那把刀还是锋利的,可他身后那台机器,散架了。

回到此时的南宋初年,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相反的态势:国家能力在慢慢地成长、悄悄地夯实。

上一期节目我们讲的是,朝廷怎么一点点收服民间的零碎武装,把刀枪收进国家手里。这是南宋建国的关键一步。而这一期我们讲的,听着像是民间宗教问题,或者社会治安问题,其实,它同样也是建国过程的一部分:把土地、把人口、把组织,一样一样收进国家手里。一个国家的重建,不只是对暴力的垄断,还得有这种能渗透到田间地头、渗透进每一个普通人日常里的基础性权力。

这就是在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我从另一个角度为你讲述的收拾河山、重建国家的故事。我们下一年,1134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讲的是南宋朝廷和民间宗教之间那场漫长的争夺。争的不是江山,是一个更要紧的东西:谁来安顿老百姓的日常。

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孟子。给你读一读《孟子·梁惠王上》里的一段话,也其实很熟悉,但今天,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来听——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你听,孟子没说一个“兵”字,没说一个“禁”字。他说的全是最小的事:种桑,养鸡,别误了农时,办好学校。五十岁的人穿上帛,七十岁的人吃上肉,头发花白的老人不用自己扛着东西赶路。一件一件安排好,一层一层托住人。

你看,在风雨飘摇中的南宋,需要沉淀的,正是这样一种国家力量,把手伸进每一亩田、每一座学堂、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让人觉得,日子有人管,生活有指望。

致敬孟子,致敬两千多年前写下的这份最朴素的国家能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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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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