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千佛洞的蓝天与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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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5年,年轻的留法画家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沿岸的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了敦煌图录,由此魂牵梦绕、毅然归国。1943年,12岁的常沙娜跟随父亲常书鸿,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千佛洞。洞窟中漫天的神佛,成为她童年的玩伴,从此敦煌成为常沙娜一生所系。此后八十余年,历经时代动荡、家庭变故,她从未放弃守护、转化及传播敦煌文化,择一事,终一生。


戈壁初见千佛洞

千佛洞的天好蓝呀!

第二天一早,晴空万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千佛洞上空明澈无比的蓝天。爸爸(常书鸿)问妈妈(陈芝秀):“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蓝天之下,人的心情也豁然开朗。千佛洞是莫高窟的俗称,是当地老百姓普遍的叫法,当年很少有人知道莫高窟,人们都把戈壁滩上那千年的石窟群称为千佛洞。

爸爸兴致勃勃地带我们看千佛洞,那正是他甘愿抛弃一切、非去不可的地方。千佛洞开凿在大泉河西岸长长的一面石壁上,蜂房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却因风沙侵蚀、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衣裳。然而走近石窟,可看见一个个没有门的洞口里透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这时方知那灰头土脸的外表下隐藏着神秘的美丽。

爸爸带我们进入洞窟,在洞口射进的阳光照耀下,里面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满目皆是,色彩绚丽。爸爸带着妈妈看窟里的佛像,一边走一边讲故事吸引妈妈,告诉她这里为什么都是彩塑而不是石雕,给她介绍各个朝代不同时期的彩塑风格……妈妈跟着爸爸在石窟里走啊,看啊!她毕竟是学艺术的,一旦置身这浩瀚的古代艺术海洋,面对那么多生动美妙的彩塑、壁画,怎能不动心?

敦煌的自然条件不同于陕北高原,本来就没有窑洞。我们只有一间住房,房间很小,睡的是土炕,旁边还有个小炉子,可以烧些开水,炉火的余温又能暖到土炕。爸爸妈妈带着嘉陵(常书鸿、陈芝秀之子,常沙娜之弟)睡在里面,我一个人在外面,搭了一张行军床。妈妈爱清洁,房子虽小,但她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分隔内外。妈妈追求舒适的环境,再简陋也要整齐、温馨。洗脸没有脸盆架子,爸爸就充分利用空间,发明了一个卡在墙角的三角板架,把洗脸盆放在三角板架上,上方的小三角板架上放着镜子。爸爸很热爱生活,很会动手处理家里的摆设,那个自制的三角板架非常实用,我们家用了它好多年。

在千佛洞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在这里过的是集体生活,不用在自己家做饭了,大家在研究所的公共食堂吃饭。在敦煌,盐叫盐巴,醋是必须吃的,因为当地的水碱性很大,水杯上结着一层白色的水碱。

敦煌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脸、擦身又洗脚,最后还舍不得倒掉,要留作其他用处。好在我们在重庆凤凰山时,早就习惯了缺水的生活,一家人一天吃、喝、洗全靠老乡挑上来的一缸水,所以到了敦煌也就不难适应了。

苦心营筑大漠新家

有了聚集起来的第一批人马,爸爸身先士卒,将研究所的工作一步步启动,像艰难地滚雪球似的,很快又有人被吸引而来。凡是愿意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人,爸爸都欢迎。

研究所的开工号令就是敲钟,每天大家听见钟声就都进洞了,有人临摹,有人调研,各忙各的。那段时间,妈妈的情绪也比刚来时好多了,她被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了,对历代彩塑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天和大家一起进洞,专注地临摹彩塑佛像,完成了一些作品。

千佛洞的生活虽然艰苦,羊肉倒是可以吃到的,隔段时间会聚餐一次,杀只羊做手抓羊肉。当地原来没有牛奶,爸爸就叫人从敦煌县城弄来一头奶牛,给大家挤牛奶喝,连我这个小孩子都学过挤牛奶,后来又弄了几头羊来挤羊奶。有奶喝了,再养一些鸡,有鸡蛋吃了。到了春天,榆树上结的一串串榆钱就是最好的食物了,榆钱摘下来,和点儿面在锅里一蒸,放一点盐,绿绿的、嫩嫩的,味道、口感都好极了。敦煌地处沙漠,蔬菜奇缺,爸爸又搞来菜籽,带领大家开荒种菜。就这样,经过不断地努力,在穷乡僻壤,大家的伙食逐渐改善了。

爸爸除了解决研究所的生活问题之外,特别花力气的就是种树。我们刚到千佛洞的时候,整个洞窟前只有长条形的一片杨树,其他地方都是光秃秃的。爸爸明白要想保护石窟,种树是防沙治沙的重要措施,所以从冬天开始,他就筹备春天种树的事了。他在千佛洞生活了几十年,每年都要种树,从最初那唯一的一片绿色,一年年扩展,到今天已是满目郁郁葱葱,爸爸真是功不可没!

石窟里的习画时光

在酒泉河西中学读书时,学校放假我必回千佛洞,尤其是暑假,那时的天气是一年里最好的,我可以攀着“蜈蚣梯”,跟着大人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

暑假我和邵芳(工笔人物画家,常沙娜的绘画启蒙老师之一)一起从酒泉回敦煌,我经常跟着她进洞临摹壁画。邵芳是画人物工笔的,工笔功夫很到位,她成了我的工笔重彩老师,我从她那里学了毛笔勾线、着色退晕等不少技法。这段时期,我和邵芳学习临摹第172窟盛唐壁画《西方净土变》,用的是张大千(画家,1941年—1943年在敦煌临摹壁画并系统编号)的线描稿子,从描稿、勾线到着色、渲染、开脸,一个多月画了这么一幅,跟着她学习了全过程,受益很大。在画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有关壁画内容的不少知识,对临摹方法也有了不少体会。

爸爸还安排董希文(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代表作《开国大典》,1943年—1946年在敦煌临摹研究壁画)辅导我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历史考古学家、敦煌学家)辅导我中国美术史。苏莹辉对历史、考古的造诣很深,后来他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人为我后来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张大千两次带着弟子去千佛洞,临摹了不少壁画,还给所有的洞窟编了号,并亲自把号码和建窟朝代写在洞口。千佛洞一直留有他用毛笔写的繁体字笔迹。今天莫高窟各洞还能看见三种编号:字母C开头的是张大千的,字母P开头的是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敦煌学家,1908年在莫高窟考察并为洞窟编号)的,而现在采用的序号是当年爸爸在研究所组织人员重新编的。以前有人在千佛洞临摹壁画的时候,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这样出来的稿子很准确,但图钉不可避免地会在墙上钻出小孔,破坏壁画。因此爸爸给研究所做出了明确规定:为了保护壁画,临摹一律采用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拓稿。那时除了用现成的稿子,我都是用打格对临的办法来学习。爸爸有空就过来指导我,提高了我的造型能力,我学习素描基本功就是从对临壁画开始的。

当时研究所的人员都住在中寺的后院里,为了解决第一批职工的住宿问题,爸爸决定把中寺后院的一排马厩改造成小房间,每间约十二平方米,给每户分一间;房间里用土坯砌了土炕、土桌、土沙发,家具全是用泥土做的,这下解决了家具的问题。

那时候这里没有娱乐场所,爸爸就组织大家画速写,在中寺前后院之间的正厅里,于房间两头各挂一盏煤油灯,请当地的老乡做模特儿,大家围坐在那里画,气氛非常好。

在爸爸的画集里,有的记录的就是集体画速写的场面,上面还出现了我的身影。另外,磨颜料也是我们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当时临摹壁画都用马利牌的广告色,购买这些颜料非常困难,都是从遥远的重庆等大城市买来的。爸爸他们做试验发现,利用当地的土红泥可以和出红颜料,黄泥能做出黄颜料,就发动大家动手研磨泥巴,自己做颜料。

那时候的傍晚,经常可以看到院里、屋里的人们都拿着一个粗碗,一边聊天一边研磨颜料。虽然条件简陋,但是大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觉得很快乐,爸爸在他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形容当年的气氛是“乐在苦中”,真是准确极了。

作者:常沙娜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设计家
本文摘自《一生一敦煌:常沙娜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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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敦煌:常沙娜人生自述》



★作者

常沙娜


★内容简介

1931年,她出生在法国里昂,父亲用流经城市的索恩河为她命名——沙娜。彼时没有人知道,这个在异乡降生的女孩,将用一生守护中国古老的艺术宝库。

12岁那年,她跟随父亲常书鸿走进莫高窟,从此,敦煌的飞天、莲花与藻井纹样,流淌进她生命的血脉。此后的80余年,是一个女人与一个时代共同经历的全部:母亲的离开,留美的抉择,林徽因的指导,一个个代表国家形象的设计,数十年坚守的艺术教育,以及退休之后,一场又一场将敦煌之美带向世界的展览……悲欣交集,从未停歇。

父亲曾对她说:“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她没有忘记。从12岁到如今,从未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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