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内卷去伦敦,一个中产家庭爸爸全职带娃的10年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16年,杨猛和妻子罗织带着一岁的女儿离开北京。那时,杨猛刚刚失去在传统媒体的工作,罗织也在一家上市公司遭遇职业挫折。春节回老家,他们看见上小学四年级的侄子每天写作业到深夜。孩子不断打哈欠,脸上已经没了他们所理解的童真。他们不希望襁褓中的女儿将来也这样挑灯夜战,更不希望她在漫长的成长中学会压抑自己。种种变故之下,他们决定移居英国,“换个环境”。

十年后,女儿小新在伦敦长大。她阅读、运动,敢于表达和反驳成人,被一所顶尖女校录取。从结果看,一家人似乎完成了当初的愿望。但在写下这个结果时,杨猛问的却是:生活可以开始了吗?

对于杨猛一家来说,这十年并不是一条从焦虑通往松弛的直线。为了逃离教育焦虑而远走的他们,并没能躲开竞争,只不过是换了规则和赛道。孩子逐渐适应新的环境,成年人却迟迟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当职业和生活都失去确定性,女儿的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杨猛最能投入、最能看到结果的事情。在《伦敦上学记》中,杨猛记录了小新的成长,也写下他和妻子在异国怎样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理解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好的教育。



文|孙若茜

换了环境之后

杨猛一家抵达伦敦后,落脚在东南郊的德威。那里街道安静,绿树环绕,保留着大片古老建筑,也集中了多所知名的私立学校。他们最初并不知道,自己偶然进入了一个教育资源高度密集的地区。

在伦敦的第一晚,他们住进了一栋窄而长的维多利亚式排屋。房子楼梯陡、光线暗,二楼只有两间卧室;一家三口挤在一张狭窄而柔软的老式席梦思床上,一躺下身体就会陷进去。这样一处局促的房子,月租要1700英镑——因为拿不出英国的固定收入证明,他们还是靠罗织过去的朋友牵线才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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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山》剧照

第二天,杨猛去超市买鸡蛋。他用带着山东口音的英语询问了半天鸡蛋放在哪儿,也没能让店员听懂。就这样,一夜之间,他从一个曾经会随时奔赴新闻现场、熟悉城市规则的人,变成了连鸡蛋放在哪里都问不明白的新移民。

在伦敦生活半年后,一岁半的小新被送进了家附近的幼儿园。第一天与父母分开时,她哭了很久。第一周,她几乎没有在幼儿园吃东西。小新所经历的并不是单纯的分离焦虑——她在家里用中文表达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在伦敦的幼儿园,她听不懂,也说不出,没法向老师表达自己的需要。后来,幼儿园为她做了一张简单的中英文对照卡,写着“大便”“小便”“睡觉”“回家”等等,供老师和她交流,小新这才慢慢适应了幼儿园的日常。

小新即将读小学的时候,杨猛和罗织原本认为让孩子上家门口的公立学校已经足够。学校免费,步行两分钟就到,也符合他们来到英国以后对平等和松弛生活的想象。可身边人的经历逐渐动摇了这种信心:一位朋友的女儿曾在公立学校遭遇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侮辱,家长投诉后,学校也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处理;另一些中国家长则会不断谈起公立、私立学校在教学进度和资源上的差距。他们的经验虽然未必能说明公立教育的全貌,却改变了杨猛和罗织原本对公立学校“免费而轻松”的想象。

他们走进两类学校分别考察过。家门口的公立小学校舍简洁,老师友善,但运动设施有限,学校几年前的评估报告还提到数学教学需要加强。私立学校的开放日则展示了另一种生活:小班教学,游泳馆、球场和音乐教室一应俱全,校长承诺每一名员工都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

《米纳里》剧照

杨猛夫妻二人的英语都不够好,也没有精力亲自辅导女儿。他们既不愿完全放手,又担心孩子在公立学校遇到学业问题时自己无力应对。几番犹豫后,他们倾向了私立学校:花钱并不能保证自由或成功,但他们希望学校和老师能给予孩子更持续的关注,让这个身处陌生教育体系的家庭少冒一点险。吸引他们的还不只这些——那些背着乐器、穿着整齐校服的学生,以及校门口谈吐从容的家长,让教育呈现出一种可以被看见的生活:孩子会怎样表达自己,与怎样的同伴相处,日后可能进入怎样的世界。

他们给四岁的小新报考了附近七所私立学校。为了让慢热的女儿在面试中更敢于表现,还提前给她报了戏剧课。女儿参加一场又一场考试,他们则在外面等待、比较和推测结果。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正在伦敦重复北京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女儿在英国拥有更多空间,考试形式和学校日常也与国内不同。但他们逐渐发现,所谓松弛并不是一种只要换了环境就能获得的生活——一个家庭怎样选择学校,仍然取决于它拥有什么,又害怕失去什么。

《Riceboy Sleeps》剧照

私立学校筛选的不只是孩子

小新进入私立学校后,杨猛和罗织才发现,交了学费并不等于大功告成。恰恰相反,孩子入学以后,父母也跟着“入学”了。学校每天通过笔记本和邮件告诉家长课程进度、活动安排和孩子的细小变化。家长要陪孩子排练戏剧,督促书写,准备节日服装,还要参加家长会、筹款和慈善活动。罗织加入了家长委员会,负责统计收支。

私立学校提供的不只是课堂里的知识。生日会、同学之间的玩耍、假期兴趣班和家长聚会,共同组成一套绵密的社交生活。学校像一个小型社会,孩子获得的不只是成绩,还有习惯、信心、朋友以及对某种生活的熟悉。父母则在其中不断判断自己与其他家庭的距离。

这种成长环境并不是向所有家庭均匀开放的。英国关注社会流动的研究机构萨顿信托在2025年的报告中指出,在报告所分析的私立学校学生中,近四分之三来自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家庭。更小的班级、更充分的体育和文化资源、升学支持和同伴网络,都会让家庭原本拥有的资源,在学校生活中进一步转化为孩子的机会。

《初来乍到》剧照

私立学校筛选的从来不只是孩子,也包括父母的时间、财力、信息和参与能力。学校为孩子提供了发展兴趣的空间,但这些空间要转化为孩子的优势,仍离不开家庭投入。

就拿学游泳这件事来说,刚开始,小新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同学。班里有些孩子很早就接受了训练,已经掌握多种泳姿。罗织担心女儿长期落后会失去信心,就给她报名了假期班和校外俱乐部,每周训练很多次。小新从最初游五米都费劲,到能够连续游二十米,再到后来进入了校队,她在同学中的位置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运动带来荣誉、朋友和表达自己的底气。她的进步当然来自努力,但也绝对离不开父母支付的课程、接送时间和持续的关注。

在小新逐渐适应了在伦敦的校园生活时,杨猛和罗织还迟迟无法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杨猛应聘了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编,月薪只有1100英镑,扣除税、交通和饭钱后所剩无几,白天要照顾孩子,他把作息调整到和女儿一起早睡,凌晨三点再起床写作,直到七点女儿醒来。罗织劝他不如干脆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样一来,杨猛的确拥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女儿,但也使得对女儿的教育成了他在伦敦的生活里唯一能确认自身价值的事。

《弟弟》剧照

与此同时,那时正在到处找项目的罗织也在四处碰壁,直到后来和人合伙做房地产开发,他们的家庭收入才出现转机。新环境的生存压力在家庭中形成看不见的张力。两个人成年人对家庭分工可能都不满意。杨猛和罗织曾不断回到两个人到底应该怎样分担育儿上。一次,小新半夜发烧呕吐,杨猛抱着孩子清洗、喂药,罗织却在楼下谈工作。两人为此大吵,杨猛指责妻子不能总把孩子留给自己一个人,而罗织反问,如果两个人都留在家里,谁来挣钱付房租?杨猛一下子沉默了。他把在家照顾女儿看作自己的牺牲,罗织则觉得自己承担了养家的压力,却始终得不到认可。

成年人在新环境里打拼的压力,同样也难以避免地影响他们对孩子的期待。研究者把移民学生普遍较高的教育和职业期待称为“移民乐观主义”。2026年,一项基于苏格兰PISA 2022数据的研究发现,即使经济和居住条件不占优势,第一代移民学生仍比非移民学生抱有更高期待;家庭背景、学校支持或个人特征,都不足以完全解释这种差异。迁移本身已经是一次面向未来的选择,父母更容易相信,教育能够把这次选择兑现为下一代的生活。于是,教育就往往成了一个家庭中最“正经”的“项目”:父母的生活越是不确定,越希望孩子的道路清晰;家庭在新社会中越缺乏安全感,学校就越像一张必须握住的入场券。

《Never Have I Ever》剧照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移居之后,在教育中,真正难以改变的,往往是作为父母的成年人已经形成的生活经验,它并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杨猛知道自己对女儿的关注常常越过边界,也知道这种控制来自早年的经历,却依然会在事情脱离预想时发怒。

小新三岁时,有一次不肯按照他的要求回到自己的床上。争执中,他打了女儿。孩子激烈反抗,推倒衣柜。眼前的一幕让他突然看见自己的父亲:小时候,他也曾被父亲拎起来扔到床上痛打。他过去以为,只要足够用心,就不会重复上一代人的错误。可真正成为父亲后,他才发现,身体里仍保留着一套最熟悉的反应。第二天,他向女儿道歉。

几年后有一次,小新在课外班嫌厕所的马桶脏,把小便尿进了垃圾桶,面对父亲的询问,她不肯说出真话。杨猛由此想起,自己小时候为了逃避父亲的管束,也没少编造理由、逃课。他原本想替女儿挡住自己经历过的一切伤害,却似乎制造了相似的恐惧。

小新渐渐长大,越来越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愿。她不愿意机械地完成已经掌握的作业,也会把父亲教给她的励志话语拆解成玩笑。对于人生应该怎样度过,父女两人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杨猛说“人往高处走”,她接上“容易摔下楼”;如果父亲继续唠叨,她就会强调:“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杨猛反问她,难道甘愿做普通人、躺平一辈子吗?小新回答:“难道你和妈妈不都是普通人吗?我也没怪过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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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喜》剧照

这句话令杨猛难以接受。他们夫妻二人付出高昂学费,为她寻找兴趣、安排训练,又在异国重新组织生活,无非是希望女儿拥有一个比他们更好的未来。可小新的反问把他们的期待翻转了过来:父母可以承认自己的平常,却把“不普通”的任务交给了孩子;他们把教育理解为给予机会,孩子却可能觉得那是一笔需要用结果偿还的投入。她并不是不知道父母付出了什么,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同样只是普通人,她却不能普通。

到了十一岁,小新面临新的选择。如果留在原来的女校,她可以顺利升入中学;如果希望进入学术水平更高的学校,就要参加竞争激烈的11+入学考试。此时罗织的事业已经逐渐稳定,但她对不温不火的现实并不满意,且愈发相信教育可以给女儿一个更确定的未来。她抱回一摞参考书,每周日让小新做一页数学题——这个最初主张自由成长的母亲,也开始推动女儿参加考试。小新的日程里原本已有足球、体操、游泳、钢琴和单簧管,现在又要见缝插针地刷题。她开始讲条件、拖延,以此抗拒被父母推着向前。

后来,小新告诉杨猛和罗织,她的一位同学因为好朋友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十分伤心。女孩不敢把学校里的事告诉严厉的父亲,也不想告诉一心希望她考上一所顶尖女校的母亲,怕让妈妈失望。她吃饭时突然哭起来,老师过来询问,几个孩子借口说她花粉过敏,随后一起转移到厕所。在那里,女孩哭得更厉害,说自己想要自杀。小新也跟着哭了。

《不完美的她》剧照

听完这些,杨猛和罗织把原本安排好的暑期备考暂停了。一家人回中国待了一个多月,除了旅行和吃饭,什么题也没有做。他们虽然担心不推女儿一把,她会错过更好的学习机会,但他们更担心自己的期待会压倒孩子。短暂的休整后,回到伦敦的小新继续准备11+考试。经过三个多月的备考,她终于通过三轮考试,被一所顶尖女校录取。

杨猛就是在这时写下的:生活可以开始了吗?或许,他终于意识到,比选择环境、选择学校更加困难的,是不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对自己人生的补偿。来到伦敦后,他失去了熟悉的职业和在社会中的位置,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女儿的照顾中。育儿曾让他忍受自我牺牲,却也一度成为他在陌生生活中最能确认自身价值的事情。如今,女儿进入新的成长阶段,他是时候把目光从孩子身上移回来,重新面对被搁置的工作、婚姻和自己的未来。新的生活不能总在等待下一次录取、下一所学校之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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