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回到“女性要更努力”的老答案里

《东京三十而已》


100年前,伍尔夫提出,女性需要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们能够以此为起点,自由地进入公共世界。


100年后,有些人却希望女性一直留在自己的房间里,把她们进入世界的出发点变成生活的终点。


从房间到世界,是女性参与公共决策的必经之路,而政策决定着女性能走多远。


音频节目《当女性走出房间:全球性别与政策观察20讲》已在看理想App上线。


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研究者蒋莱,将和你一起把全球各国的政策档案打开,把那些被默认为“她的私事”的议题,还原成它们本该是的公共议题。


将女性的处境重新放回制度与历史的尺度中观察,从个人经验出发,放眼全球,看一百年间不同国家如何通过政策,重新安排女性与家庭、市场、国家的关系。



讲述|蒋莱

来源|看理想节目

《当女性走出房间:全球性别与政策观察20讲》


01.

女性在房间与世界之间


这档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做的,是把那些看上去像个人选择与女性命运的东西,重新放回制度和政策的坐标里。


要讲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看,我想先从我自己开始。


2003年,24岁的我结婚了,之后研究生毕业,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26岁,几乎是踩着当时上海女性平均生育年龄那条线,怀孕生子,初为人母。如果按那个年代社会给一个青年女性写好的剧本看——名校文凭,稳定工作,温馨家庭,还有可爱的小孩——这一切,我都按部就班地完成了。


我也“完美”错开了那个年代甚嚣尘上的两种厌女话语,“剩女”和“第三种人——女博士”。多年以后才慢慢意识到,没被贴上这些标签,不是因为我做对了什么,而只是运气好,按时按点完成了当时社会对一个女性的所有期待。


28岁那年,我做了一个身边人都不太理解的决定,报考在职博士,机缘巧合下进入“领导教育学”这个专业学习。之后的三年,在母亲、员工和学生这三重身份的夹击下,研究“女性领导力”——我想知道,为什么时至今日,女性领导者还是那么少,女性领导力依旧那么难。


2011年,我的博士论文《女性领导力研究》出版了,那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这个主题的专著,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


这些话题,“剩女”、“女博士”、女性的婚育压力、职场天花板、母职困境,不同的节目都有过精彩的讨论。所以我做这档节目,不是要再重复那些讨论了,而是想把镜头往后拉一点——拉到那些塑造这些处境的事物上。这个事物,我们叫它“政策”。


《东京三十而已》


2007年,“剩女”这个名词被《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收录,作为一个新出现的社会词语被记录下来,很快就变成了压在许多女性身上的舆论压力:过了某个年龄还没有结婚,就好像成了一个“被剩下的人”。一段复杂的人生,被压缩成一个带着羞辱意味的标签。


后来,这个词的命运慢慢发生了变化。推动它变化的,并不是某一种单一力量。有人在家里的饭桌上反驳它,有人在相亲角和父母争辩,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它、改写它;学者、媒体和公共讨论也不断点出它背后的性别歧视。


商业也进入了这个过程。2016年,SK-II拍过一支很有影响力的广告,把镜头对准城市相亲角里那些被父母焦虑、婚恋市场和社会评价共同推到前台的年轻女性。


广告当然有品牌营销的目的,但它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恰恰是因为这种拒绝早已在许多女性的日常生活里积累了很久。商业嗅到了风向,也放大了这股风向。


到2017年,“剩女”被《中国妇女报》官方媒体列入性别歧视类用词。一个词从被记录为新词,到被反复质疑,再到被明确标记为歧视性表达,这中间有学者和媒体的辨析,有女性的拒绝,也有商业传播对公共情绪的放大。


它们未必出于同一种动机,也未必朝着同一个目标行动,却共同把这个词推到了“不能再这么说”的地步。


正是这些持续的表达、拒绝和重新命名,一点点挪动了公共讨论的边界,也影响了政策如何作出回应。公共政策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事;当我们开始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它就已经在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叫《房间与世界:女性、政策与权力的全球观察》。这个标题是想致敬伍尔夫的名篇《一间自己的房间》。


一百年过去,问题已经不再是“女性能不能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是“她能不能从那间房间走出来,进入世界”。


02.

不能回到“女性要更努力”的老答案里


博士论文出版之后,我以为自己会沿着“女性领导力”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但没过多久,整个社会的话语和它代表的思潮发生了转向。


2013年,国家正式出台“单独二孩”政策——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第二胎。这是中国生育政策三十多年来第一次重大松动。和这次松动同步发生的,是一整套关于女性“兼顾事业家庭”、“把握最佳生育年龄”、“母乳不可替代”、“母爱伟大”,这些词语在公共空间被反复加强。


表面上,这是一个人口政策,但同时也是国家对女性社会角色的一次重新调整。它在告诉所有处在生育年龄的女性:你的首要身份和人生任务,正在被重新拉回“母亲”这个方向。


那一刻我意识到,女性领导力和生育政策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面是中国女性走向公共领域的通道正在变窄,另一面是把女性推回家庭的力量正在变强。而真正在塑造这两面的是同一套东西,那就是政策。


在2014年,我写了一篇论文,讨论“单独二孩”政策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缺少了性别评估机制——也就是说,国家在制定一项直接影响数亿女性身体和职业的生育政策时,为什么没有专门的程序去评估这项政策对女性会产生什么影响。


之后,我又进行了“‘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这个课题,从研究女性如何走进权力世界,转向研究政策如何塑造女性的位置。


研究“女性领导力”这些年,有一个我自己也从来没察觉到的预设,就是女性还不够好,所以需要被培养、被教导。但事实恰恰相反——如今,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博士,女生的学业表现和能力普遍优于男生。她们更勤奋、更自律、更全面发展。她们不是做得不够,而是已经做得太多了。


如果整个社会的政策风向都在把女性往“母亲”那个方向拉,那么继续告诉她们“再努力一点、再优秀一点,就能建功立业、走上领导岗位、成为顶尖人才”,这是一种不诚实。她们再努力,真正在起作用的那套制度,也还在那里。


2017年,我去美国著名女子大学韦尔斯利学院访学。在那里我看到,一所女校如何用一百多年,为女性创造了一个属于她们的空间:在这里,对一个女学生的期待,不是她将来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女人,而是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她可能是化学家、工程师,也可以成为外交官、领导者。


正如韦尔斯利的校训所说,它培育的学生,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成为这个世界上有所成就的人。


透过韦尔斯利,我换了一个问法:不再问“女性如何做才能获得领导力”,而是问“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让女性成为公共领域的领导者”。2021年,我出版了第二本专著《女校教育的领导力培养与效能探究》。


2024年,我和上海交大的沈洋老师合作出版了《新生育时代》。这本书表面上是研究生育,但我们记录的那些一孩、二孩、三孩妈妈们,每一个都始终或曾经是职业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两个角色间辗转腾挪——也就是在房间和世界之间进进退退。


写作过程中,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心里。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普遍大幅上升,在中国尤其快:2009年起,全国研究生招生中女性数量居多;2020年,本科、研究生各层次女生占比全面过半。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女性集体努力的成果,是这个时代最值得骄傲的进步之一。


但同时,中国城镇就业人群的薪酬,即便在受教育程度较高、起点相似的群体里,女性依然要面对大约10%到15%的性别收入差距;还有,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相对位置还在持续后退。根据张丹丹老师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的整理,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全球排名,从2000年的第11位,降到2022年的第51位。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学业优势却没有转化为相应的职场优势?


从生育政策研究里走过一圈再回来,我越来越确定:这件事,不能再回到“女性需要更努力”这个老答案里去找了。要找答案,得去政策的设计里找,去制度的安排里找,去整个社会对“什么是女人的事”的默认观念里找。


03.

在不属于自己的赛场,比一场不公的比赛


在中国,关于妇女发展,我们有一套用了四十多年的核心话语,叫“四自”——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四自”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的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88年妇女六大,将它正式确定为今天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并写入全国妇联章程。此后整整四十年,从妇联的工作文件,到《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总则条款,直到2023年的妇女十三大,这八个字,始终是关于中国女性发展的核心话语。


这八个字没有一个是错的。一个人当然应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但当你把它放到真实的处境里去看,会产生一种隐隐的不安。


但这八个字里,每一个字的主语,都是女性自己。没有一个是在说“我们这个社会”该为她做什么。改变的责任被整个放到了女性这一边。


而事实是——我们告诉女性要自尊,但当她们自尊地拒绝某些不平等时,被骂“自私""不顾全大局”;我们告诉女性要自信,但当她们自信地冲击领导岗位时,被议论“有野心”、“不像女人”;我们告诉女性要自立,但当她们独立时,被催促“什么时候结婚”;我们告诉女性要自强,但当她们已经够强了,被规劝“也要兼顾家庭”。


女性已经如此努力。她们做对的每一件事,都被悄悄地改写成她们做错了什么。这套话语最深的逻辑是:它把女性处境的改善,归因于女性自己内在的品质;它把一个结构问题,悄悄地翻译成了个人努力问题。


但是,如果游戏规则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所有群体服务的,那女性即使把“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做到极致,也只是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赛场上,比一场注定不公平的比赛。即使表现得更卷了、更拼、更狼性,在比赛中获胜了,那只名叫“政策”的手还在那里。


《东京三十而已》


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女性处境的真正改变,不能只要求于女性变得更强,而要看她们能不能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入定义规则、设计赛场的那些位置。公共政策怎么制定、谁在制定、谁在场、谁缺席?立法机构里有没有足够多的女性?决策圈里有没有足够多的女性?被任命到重要位置上的人里,有没有足够多的女性?


这件事不是关于“女性要不要去卷”,也不是关于“女性应不应该结婚生育”。这件事是关于:只有当塑造规则的人里面有足够多的女性,规则本身才有可能被重新设计;只有当性别维度真正进入公共政策的视野,女性“自由选择”的前提才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这档节目要叫作“政策与权力的全球观察”。因为这是个公共议题,不是私人议题。


04.

全球性别政策图景:

今天女性走到了哪里?


那么,要做这种“政策与权力的全球观察”,我们还需要一个维度,那就是时间。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明里,都偶尔会出现一两个女性掌握政治权力的例子——古埃及有著名的克利奥帕特拉,中国有武则天,英国有伊丽莎白一世,俄国有叶卡捷琳娜二世。


但这些女性掌握权力的方式,几乎都是同一种——通过家族。她是某个皇帝的女儿、某位国王的妻子、某个皇朝家族的女主人。她的权力来源,不是公共世界向她打开了门,而是她在某个房间里的位置。她是房间里的女性,不是世界中的女性。


而且这件事其实一直延续到现代。直到上世纪后半叶,从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到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很多国家的第一位女性最高领导人,仍然是通过她的丈夫、父亲或家族进入权力中心的。


公共领域真正开始向女性整体打开——不是通过家族纽带,而是通过她们自己的教育、职业积累和政治参与——这件事在大多数国家其实只有几十年的时间。短的二三十年,长的也不过六七十年。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女性可以从公共领域进入权力”这件事,在人类历史的尺度上非常年轻。它是过去几代人才开始的实验。它能不能继续、会不会倒退、往哪个方向走,都还没有定论。


这就是为什么时间的维度对这档节目这么重要:我们不是走在一条已经修好的路上,这条路还在铺设当中,每往前一步都不是必然的,也都可能退回去。


我们要做的事,是把这些时刻一个一个摆出来——它们不是自然发生的,每一个都有人推动、有人付出代价、有人选择了或没选择那条路。


节目的内容,我分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制度中的女性。我们会顺着女性的人生走一遍,教育、职场、组织、关系、生育、照护。看清楚一个女性在这些关口上,到底遇到的是怎样的制度,又是怎样被它们塑造。


第二部分,来到性别政策的全球比较。抬起头看世界各国怎么应对——它们用现金、用公共服务、用退休和养老金制度、用财政、用法律,去回应女性一生中的不平等。


第三部分,我们来追问为什么各国走上了不同的路。 第四部分,叫作东亚现实坐标与未来岔路。绕世界一圈之后,把目光带回我们身边的东亚——在超低生育率、家庭责任沉重、女性早早退离职场、照护陷入危机同时压来的东亚,我们到底站在世界地图的什么位置?再往前看一步:当老龄化和人工智能同时到来,未来的岔路会通向哪里?


多年的研究让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比起没有答案,更危险的是太快给出答案。任何告诉你“中国女性应该这样”、“生育就该那样鼓励”、“女性领导力就该如此培养”的话语,都是在用简单的故事掩盖更复杂的真实。


我想和你一起做的,是慢慢地、一集一集地,把全球各国的政策档案打开,把那些被默认为“她的私事”的议题,还原成它们本该是的公共议题,看看不同国家怎么走、走到了哪里、付出了什么代价——从而弄明白,这个时代,这一刻,我们站在哪里。


我也不能假装这档节目能直接就能画出一个新世界的样子。但那只名叫“政策”的手并不是不能动的。它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方式动着,在过去几十年里被推动过、被修改过、也被倒退过。


它不是命运,它是制度——而制度,是可以被重新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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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走出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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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自 看理想,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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