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IT男辞职写小说,第一年就拿到两项文学奖
▲ 陈浩基,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毕业,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征文奖、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得主,著有《遗忘,刑警》《13·67》《网内人》《第欧根尼变奏曲》等作品。首位获日本“周刊文春推理小说十大”及“本格推理小说十大”海外部门第一名的亚洲作家。(受访者供图)
“我至少有三个认识的香港推理作者同时也是影视编剧。而即使不是编剧,香港作者(包括我在内)大概也很难不受港产片或港剧的影响……”
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战玉冰
责任编辑|刘悠翔
初次见到陈浩基,是他在香港铜锣湾希慎广场的诚品书店举办新书活动,我前去旁听。彼时我还天真地以为,从小看着港片长大的自己,多少能听懂几句粤语,谁知一到现场便完全崩溃——真的一句都听不懂。全程多亏同行的魏艳老师帮我翻译,才勉强跟上对谈的内容。也是在那次活动之后,我与陈浩基取得了联系。
有了这段“惨痛经历”作为铺垫,加上陈浩基表示自己的普通话讲得很“烂”,这次的访谈我们一拍即合,果断采用笔谈形式。由我先列出足足40条、六千多字的问题提纲;随后他写下了一万四千多字的详细回复;我再补充三千多字的延伸提问;他又写下三千多字的回应……如此往复,不断修改和调整,历经一个多月,最终定稿,成就了这两季“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中篇幅最长的一篇作者访谈。
不得不说,陈浩基在中国推理圈中几乎成了一个传奇。这既源于他的代表作《13·67》——那部被无数推理迷们奉为“国推之光”的作品,也因为我们对于香港悬疑推理文化的发展所知非常有限,这份信息的匮乏,反而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相比起港片、港剧,香港的悬疑推理小说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与重视,而这也正是我此次访谈陈浩基所期待的目的之一:借此机会让内地读者更多地了解香港推理小说——乃至更广义上的华文推理小说——的发展面貌,展现出华文推理创作的丰富多元与不同可能。
33岁开始写推理小说
南方周末:你是1975年生人,为什么会在33岁时想到要开始写推理小说?
陈浩基:我一直很喜欢阅读推理小说,即使大学毕业后出社会工作,仍然有阅读的习惯,2000年代刚好台湾出现新一波推理热潮——主要是日系翻译推理小说,于是我读到更多新鲜的推理作品。
我本来的工作是电脑编程,三十二三岁时我刚辞职,打算休息一阵子进修一下再找工作。我在那个阶段刚好有闲暇,发现网上有推理小说的征文比赛,一时兴起试写一下参加,结果因此认识了出版圈中人,发现全职写作也是一条出路,于是把心一横给自己两三年时间试试。幸运地首年便已有回报(拿了两个小说奖的第三名),翌年更获岛田庄司老师青睐,获得“岛田奖”首奖。没想到最初的尝试后来却变成正职了。只能说在我选择这条路时,这条路也选择了我吧。
南方周末: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悬疑推理小说的?对你影响最大的悬疑推理小说作家作品有哪些?
陈浩基:我小学时候有阅读儿童小说和童话等等,在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接触《福尔摩斯探案》,惊为天人,实在太有趣了。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推理小说作家大概是早期接触到的横沟正史。
根据横沟正史系列小说《金田一探案集》改编的电影之一《女王蜂》(1976年)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能具体谈谈横沟正史对你最大的启发和影响在哪里吗?
陈浩基:我念中学时是1990年代,当时没有互联网,资讯和知识不容易传播,所以我对“侦探小说”的主要印象来自福尔摩斯、一些偶然读到的杂志短篇以及影视作品,基本上都是传统模式的诡计,也似懂非懂地习惯了“密室杀人”或“孤岛谋杀”那类公式。
所以当我读到横沟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时颇感惊讶,一反我对密室杀人的认知(附带一提,让我第二次惊讶的密室是多年后森博嗣的《全部成为F》);而《狱门岛》至今仍然是我最为推崇的推理作品,表面上它是一部集合了众多古典本格推理元素的侦探小说——比如孤岛、预告、歌谣、模拟杀人、物理诡计、双关语等等,但最让我赞叹的还是它在借用西方侦探小说模式的同时,加上了日本本土的地域特性与时代元素。我常常说,《狱门岛》的谜底,只有发生在“日本”和“二战后”才有说服力,纵使没有读者会从“社会派”推理的角度去研究这部作品,但它依然展现出一种将西方文类放在东方“在地化”的面貌与可能性。
这很值得借鉴,例如思考中华文化和华人社会在发源自欧美的推理文类上,有哪些独特的路线或方向可以尝试开拓。《狱门岛》从1947年开始连载,我阅读时作品已经面世差不多五十年了,我就更加感受到这道视野鸿沟有多大。再附带一提,另一道“鸿沟”是我多年后读到中井英夫的《献给虚无的供物》时所感受到的,日本的推理作家早在1964年(《献给虚无的供物》的出版年份)就已开始思考推理小说的本质问题了,而我们直到近年才刚刚起步,比如陆秋槎的杰作《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2019),或是马来西亚作家王元的“岛田奖”作品《丧钟为你而鸣》(2021)。
现实世界与架空世界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创作大概可以分为两条脉络:一条以香港为地域背景的现实主义路径,比如《13·67》《网内人》《隐蔽嫌疑人》;另一条是《魔虫人间》中有意架构的“无名之城”与更加偏幻想风格的创作,包括《魔笛》《气球人》等。其中前者更贴近传统推理小说类型,后者则和童话故事、恐怖小说、奇幻小说、科幻小说等不同类型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类型上的“越界”和“跨界”。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两种创作路径?后者“架空”的世界观设定,会让你感觉在创作上更自由吗?
陈浩基:前者销量比较好(笑),后者是“作家的任性”(爆笑)。好啦,认真回答一下,其实我两者都喜欢,写实推理贴近生活,就像柯南·道尔创作福尔摩斯,读者会觉得福尔摩斯真有其人,容易产生共鸣,同时作者亦可以省下很多关于推理框架的说明,因为读者会知道“现实”逻辑的规限;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就变成局限了创作的幻想性以及推理小说的可塑性。
近年“特殊设定系推理”受注目,我想就是因为作者们希望打破传统框架,而这正是我跑另一路线的原因,有点像“做实验”。出版社比较希望我写前者类型的,但我觉得后者能够刺激到更多后辈作者,发现推理小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创作方式和可能性。
另外,后者创作上当然较自由,因为可以不用从现实中取材,架空城市的法律和政府部门都可以虚构,写实的就要仔细调查,要是弄出“香港警视厅”这种胡来的名称,只会让作品变得异常突兀,除非是平行宇宙的“架空香港”。不过“设定系”虽然可以减少取材时间,却要增加细节思考的工夫,因为现实存在的事物是自洽的,但“设定系”的不是。
南方周末:你所说的“故事突兀”这一点很有意思,写实小说当然要贴近现实、模拟现实;而即使是“设定系”的作品也要让读者感到“不突兀”才好,这一要求似乎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使作品本身“符合现实”,或者说符合读者对于所谓“现实合理性”的某种期待?
陈浩基:这真是个好问题呢!你道出一个很重要的盲点。“设定系”作品可以天马行空,但不管多独特,读者还是以“人”的视点来阅读,以“常识”去理解故事。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有一个外太空星球,居住着一群名叫“咕噜咕噜”、形态不明的生物,有一套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生物逻辑,而现在有人类作者和“咕噜咕噜”作者分别撰写它们的故事,那么人类读者能够理解的是哪一个?
只会是人类作者所写的版本。因为那是透过“人类作者”的视角去观察的内容——例如说,“咕噜咕噜”会伸出四根长条状的物体,人类作者便很可能将这些物体称为“四肢”,纵使它们根本不是手脚,但人类读者就能够根据这个命名想象出它们的样子。
回到“设定系”上面,“设定”其实是作者在现实中加入特殊条件来制造谜团,但作者不可能将所有逻辑设定都填进故事里,于是留白的部分便要让读者自行思考填补,也就是你说的“对于现实合理性的期待”。举例来说,以“某些人有飞行能力”作为新设定,作者打算用它来编写像“从窗户进入摩天大楼高层盗窃”的故事,表面上好像很单纯,但进一步深究的话,就会产生“飞行时是整个身体反重力还是围绕身体的空间浮起来”“飞行时负重量多少”“强风吹过时能否控制”“飞行时推力如何发生”之类的一串问题,它们可能不会影响剧情,但设定愈复杂,遇上期待落差的可能就愈大,要求读者理解的门槛也就愈高。
我一直认为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恐怖小说”在出版时期(20世纪20至30年代)不受大众读者欢迎,正是因为当时的读者无法理解那些超脱现实的设定,而后人续写较易理解的作品,以及读者们科学认知的增加,才使得那些小说重新获得重视。
根据洛夫克拉夫特小说改编的默片风格电影《克苏鲁的呼唤》(2006年)剧照。(资料图)
从“不入流”读物到老师推荐书目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气球人》具有比较明显的超能力“设定”意味,你在这部小说的简体版中增加了一篇序言,来说明这部小说集与推理小说之间的关系。你在书中的说法是:“加上一个带点科幻或奇幻的设定,有读者认为本作是‘非推理’,我也颇能理解,纵使以我个人的标准而言,这部有点另类的作品仍在‘推理类’范畴内。”你怎么理解推理小说?
陈浩基:这是个会引发“战争”的问题啊!(笑)如何定义推理,大概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我的定义很宽松,只要是有拆解谜团的过程,而这过程又是有逻辑性的话,它就是广义的推理小说。但有趣的是,一票叙述性诡计的推理大作其实是不符合这定义的,但我们一样将它们视作推理小说,甚至是很硬核的推理小说。所以根本很难定义啊。
南方周末:确实,如果从爱伦·坡算起,推理小说发展至今已经有180年的历史,其中包含各种风格和流派,很难直接对其下定义。如果套用一个关于哲学的说法——“所谓哲学就是哲学史”,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所谓推理小说就是推理小说史”,不同的写作者都在用自己的创作来重新定义推理小说这一类型。关于前面那个问题,或许可以再换一个问法,就是在这么多小说类型——比如奇幻、科幻、灵异、童话,其中包括许多你自己曾经写过的类型——之中,为什么你最偏爱写推理小说?
陈浩基:至于为什么主要写推理小说,因为我自小便喜爱阅读推理小说。每次被作者骗倒我都十分高兴;假如我能看穿诡计,我也会为作者能编排出有趣的布局而感到愉快。推理小说的世界很迷人,谜团最后都能解开,呈现出完美的逻辑规律;相反,我们所处的世界实在有太多缺陷,有太多未解之谜了。
另外,我认为“推理”元素其实是可以加进任何小说类型之中的,比如说“小说是靠悬念来推动”,将这个“悬念”最大化之后就是推理。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理解事物、发现真相会让我们感到满足,能提供这种欣快感的推理小说自然具有莫大的魅力了。
陈浩基创作的一些推理小说,其中《隐蔽嫌疑人》是出版于2026年8月的新作。(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在《气球人》的“后记”中曾说到,这部小说最初的篇章是想要“写一些在便利商店贩售、以高中生为读者对象的通俗流行小说,类型主要为恐怖灵异、奇幻刺激之类,总之不求高深只求过瘾”。你怎么看待这类“Pulp小说”,或者说你觉得作为“Pulp小说”之一种的推理小说和严肃文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根本性的区别?
陈浩基:我想这会变成讨论“艺术性”或“艺术本质”的问题。我没修过艺术评论,对艺术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我的理解是,艺术的用途是让观赏者获得思考作品的机会,从而获得启发。
“Pulp小说”在创作时是无须考虑艺术性的,作者可能没在意读者有没有思考的机会,只追求直接的官能刺激。甚至反过来说,假如读者会因为剧情而反思或反省,那就是一本失败的“Pulp小说”,因为这就不刺激嘛。
不过,我认为这其实也不是截然二分的。光谱一端是只追求官能刺激的“Pulp小说”,另一端是只讲求读者反思的严肃文学,大众小说就是位于两者之间,轻小说就靠近Pulp那边多一点。推理小说本来也是更靠近Pulp(所以柯南·道尔一直不重视福尔摩斯),但在时代的推演下,也有很多走近另一端的推理小说了,这也是一种时代性的变化。在我小时候,悬疑推理小说只会被师长们当成“不入流”的通俗读物,但今天的老师们都愿意向中小学生推荐推理作品了。
“桥唔怕旧,最紧要受”
南方周末:面对现如今纯粹的本格推理小说诡计越来越难写、越来越枯竭的发展态势(是真的存在这个问题,还是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推理小说或者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变成“社会派”或历史推理;或者走“设定系”的路径,在其中加入各种幻想性设定元素,你怎么看待后一种创作潮流?
陈浩基:我认为“设定系兴起”和“诡计枯竭”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只是很容易将两者混谈,甚至错误地当成因果关系。首先是前者,我是很支持“设定系”的,原因是创作本来就没有边界,而推理算是一种“有规则”的文类,所以如何打破原有框架就成为一种对创作者的挑战。我常举的例子是,爱情小说中没有“正确不正确”,结局主角们相恋或分手也都是“合理”的;但推理小说则不是,如果真相和伏笔有矛盾,那作品就不成立。基于这点,思考在现实逻辑之外增删规则,再利用这些新规则去变化生成新的盲点与误导,那就是一种拓展推理类型的优秀手段。
其次,我认为“诡计枯竭”并不是事实。我们可以说诡计比以前难设计、读者愈来愈敏锐,但距离“枯竭”还很远。读者的敏锐是作者所控制不了的,但“难于设计”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点来谈,其一是“很多点子已有前人用过”,其二是“科技进步令很多诡计再也行不通”。
“前人用过”其实不是问题,因为追本溯源,推理诡计根本跳不出“老祖宗”爱伦·坡的五个短篇,后人只是在其基础上不断加以变化。如果用魔术表演做例子,魔术师有方法让观众抽中他事先选定的扑克牌(称为“迫牌/Force”),可是魔术师是要直接说出“你抽中的是梅花三”,还是脱去外套让观众看到他胸膛有梅花三的文身,又或是通过烟火表演亮出梅花三的图案等等,所带来的感觉会截然不同。广东有句俗谚“桥唔怕旧,最紧要受”,意思是“桥段不怕旧,最重要的是让观众接受”,还是很有道理的。
根据爱伦·坡多个短篇故事改编的好莱坞电影《爱伦·坡怪谈》(1962年)剧照。 (资料图)
至于“科技进步令原本的诡计行不通”就要小心处理了,但这其实也一直是推理小说作家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一百年前的推理小说,“无头尸”可以用来模糊死者身份,但今天有DNA检测,这招就不行了,于是有人说“可用的诡计在变少”,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作者现在可以思考如何在DNA检测上制造误导,事实上比原来的“无头尸”还有更多的可能性。说到底,就是作者愿不愿意跳出“舒适圈”,了解新事物,将它融入到故事里。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有点像“设定系”,只是这个“设定”就是新科技,作者没有设定规则的权力,而是必须服从现实社会的“新设定”。
不少童话与推理小说架构相似
南方周末:你在推理小说中曾经尝试过将其和各种奇幻(《气球人》)、科幻(《时间就是金钱》)、童话(《哈梅林魔笛儿童诱拐事件》)、超自然种族设定(《魔虫人间》),乃至鬼故事(《山羊狞笑的刹那》)等类型元素相结合,你怎么看待推理类型的写作边界?或者说如何在延续本格传统与“一切皆可推理”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陈浩基:我对边界的要求很宽松。事实上,像日本作家清凉院流水的作品,我个人是支持的,即使有读者大骂“这是啥鬼推理”,我个人也觉得可以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只是创作者要思考自己想跑哪条路线,以及要不要满足读者。
我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是每本不一的,像《魔虫人间》,第一部的推理性比较低,只集中追求意外性,但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推理的成分,敏锐的读者可能会看到一些奇怪的描写,再思考是否另有所指。很坦白地说,其实比起作品是否可以归类为狭义的推理小说,我更重视趣味性,“故事有不有趣”比“推理性强不强”来得优先。当然,我有时也会想创作一些比较“硬核”、拿推理逻辑当作重点的故事,例如短篇《隐身的X》。所以,比起在“一部作品”里寻求平衡,我更像是在“作者生涯的不同作品”中寻找平衡。
南方周末:关于童话故事和推理小说相结合,在首作《杰克魔豆杀人事件》之后,你又创作了《蓝胡子的密室》和《哈梅林魔笛儿童诱拐事件》,你怎么看待童话与推理小说二者的结合?为什么会想到从英、法、德三种文化传统中各选一个童话进行推理小说改编?
陈浩基:推理小说是十九世纪后的产物,但其实“犯罪”和“悬疑”元素可见于更为古早的创作之中,而童话往往是其中容易被忽略的一环。推理小说讲求理性逻辑,让读者厘清脉络,是一种除魅(消除谜团)的类型文学;而不少童话在架构上也与之相似,一样以谜团或犯罪事件作为起首,读者跟随故事而拨开迷雾,赏善罚恶。
《魔笛》的三篇故事里,都没有魔法而只有历史元素。至于英、法、德三地童话的选择不是故意的,只是因为这三篇童话(杰克魔豆、蓝胡子和花衣吹笛手)是我小时候觉得最不可思议的“犯罪童话”,所以才会采用。
莫扎特歌剧《魔笛》钢琴谱封面(约1794年),约翰·奥古斯特·罗斯梅斯勒刻绘。(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在东西方将童话故事改编为推理小说的作品中,“爱丽丝梦游奇境记”似乎特别受到世界各国侦探推理小说作家们的偏爱,从“黄金时代”的埃勒里·奎因、约翰·迪克森·卡尔,到比较晚近的阿根廷作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的小说《爱丽丝迷案》,以及日本作家辻真先、小林泰三、早坂吝、北山猛邦等等,他们都写过爱丽丝主题的推理故事,你怎么看待这一推理小说的改编与创作传统?
陈浩基:很不好意思呢,我大概没读过这些(或许有一些但忘了)。我对爱丽丝没有特别钟爱,所以也不敢说什么意见哩。
南方周末:在你的推理小说中时常能看到音乐的影子。比如你不仅在《遗忘,刑警》开篇和结尾处都使用了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出卖世界的人》);《气球人》中每一个故事的标题也都是陈奕迅的歌名;短篇小说集《第欧根尼变奏曲》(2019)中,你也为每篇小说都配上了一首与之相对应的音乐。你怎么看待音乐与小说之间的关系?
陈浩基:我觉得音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升小说的味道。小说是文字媒介,我们阅读,可能会从文字想象到影像,正如我们不时用“有电影感”来形容一些小说情节;可是我们不常用“有音乐感”来形容小说,但其实音乐本身也可以当成一个叙事过程。例如纯粹演奏的古典乐,我们可以感受到曲调所带来的情绪变化与“故事性”;如果是有歌词的现代乐曲,那更是一种具有诗意的表达方式。别忘了Bob Dylan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哩。
我读过西班牙作家卡洛斯·鲁依斯·萨丰(Carlos Ruiz Zafón)的《风之影》,这部可以说是糅合了推理小说与严肃文学的杰作,后来出版社还推出了一个“配乐版”。原来作者本身懂作曲,出版社将他在创作小说时所写下的曲调辑录,为阅读带来了另一种味道。又如石田衣良的《池袋西口公园》系列中也经常有主角听古典乐的场面,我记得有唱片商与之合作,推出过这部作品中的古典乐精选,让读者边读边投入小说中的场景,这个感觉就像是在看4DX体感电影吧。
香港的“骨”
南方周末:《13·67》(2014)同时获得了“《周刊文春》十大推理小说”和侦探小说研究会“十大本格推理小说”双料第一名,创下华文推理小说在日本出版界的空前纪录,这本小说也被称为华文推理小说迷心目中的“天花板”级的作品,能谈谈这本书的创作缘起吗?
陈浩基:太过奖了,“天花板”云云未免言重,我会承认它是不错的作品,但任何作品都有优点有缺点,而读者亦有不同的喜好,《13·67》只是一部碰巧迎合到多数读者的口味,而且优点似乎比缺点更容易让人留下印象的小说而已。
一开始它本来是一个以“安乐椅神探”为主题的实验性本格推理短篇,后来我觉得可以写成短篇连作,便拟定了它的“逆年代记”规格和香港主题。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寻找主角根源的推理故事,我们可以将“为什么主角有这样的个性?他的价值观从何而来?”当成小说的核心谜团,六章的故事就是解开他“人生之谜”的过程。
南方周末:说到香港主题,你小说中的香港在地性,或许可以进一步分为香港的“风”(流动的、表象的、混杂的都市景观)与“骨”(坚韧的、不变的或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这二者间常常会形成一种张力。比如《13·67》里的关振铎,他所坚守的“黑白分明”的信条,在香港那样一个处于权力更迭、价值模糊的时代洪流中,显得既固执又悲壮。你觉得香港这座城市经历百余年变幻,其不变的“骨”是什么?
陈浩基:任何文化的价值观都是不断变化的,只是这些变化有时激烈,有时渐进,甚至有时会渐退。我觉得真正不变的是人性的本质,就是人性中的善良以及丑恶,而我们追求的是坚持那一点善良的部分。只有这点是跨文化、跨种族、跨时代的“骨”。
假如硬要分析,以我一个非历史学家或社会学者的外行人来说,我认为香港继承了多种文化特质,例如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加上英国源自大宪章(Magna Carta)的法治与自由意识,亦同时糅合了基督教的善恶论和佛教的因果论,再延续了岭南文化中的包容与创新以及固执。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各种价值观彼此冲撞,互联网改变了地域规限的传统概念,将来会生出一种什么形态的价值观,我不知道。我只能希望这个(或这些)价值观仍然是追求真实与善良,而不是往自私、虚伪和贪欲那一面摇摆过去。
陈浩基《13·67》初版(左)和十周年纪念版(右)封面设计。(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觉得香港推理小说有什么本土特点?
陈浩基:香港推理小说发展算平稳。例如以科幻小说闻名的香港作家谭剑近年集中推出的“社会派”犯罪写实推理长篇小说——例如《姓司武的都得死》《复仇女神的正义》《马克白的命数》——既获得台北书展大奖,亦有翻译成韩文版及越南版等等,备受关注。新作家方面,最近两届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征文奖首奖都是由香港作者获得,上届得主马丹尼已在去年的《侦探冰室·金》中初试啼声,而新一届得奖者格多纳本身有其他文字创作的经验,讲故事技巧老练。
其实香港的阅读与创作风气有点微妙,据我了解,近些年类型小说销量下跌,传统出版社选书趋向保守,更少提拔新人,但有意投身创作的年轻人却有增无减。大概是因为更多作者和读者选择网上平台和自出版的电子书,整个出版行业的商业模式就像在转型中。不过推理似乎能逆风而行,相比之下,本地的推理小说好像更多见于书店的推广书架上。此外,另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二十年前本地读者和书店只重视国外的翻译推理小说,如今颇能一视同仁。无论是在书店里的展示,还是在网上读者的阅读心得反馈中,华文推理都已经能与翻译推理分庭抗礼。
关于香港推理小说的本土特色,华文推理类尚算年轻,暂时还没有能归纳出某种强烈的和决定性的差异特点。不过香港流行小说可能有节奏急促的传统,推理小说也似乎继承了这种味道。事实上我甚至有点怀疑,香港的推理作品持续在台湾市场获得好成绩,正是因为这种“节奏急促”很适合“推理小说”,比起细腻描写,推理读者更希望获得明快直接的资讯,尽快看到转折与解谜。通俗一点说,就是“废话不多”和“爽快过瘾”。不过,如果是追求具严肃文学性质的推理小说创作,香港的推理作品中或许就比较少,但这说不定是我们这些推理作家们未来可以努力拓展的方向。
雨中,香港太空馆外的市民。(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香港警匪片——比如银河映像、《无间道》——对于整个华语地区的观众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你怎么看待这类电影,以及它们和香港本土的悬疑推理小说创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果有的话,能举例子具体说说吗?
陈浩基:有关,我至少有三个认识的香港推理作者同时也是影视编剧(笑)。而即使不是编剧,香港作者(包括我在内)大概也很难不受港产片或港剧的影响,毕竟它们是香港人成长时期必定接触过的娱乐作品。
推理小说是类型文学,是一种建立在前人拟定的规格下的特殊作品,于是模仿前人创作,这是推理作家身上必然会发生的过程。而现代的流行文化中,除了书本之外,影视作品同样占了一大部分,我们自然会将电影加进我们的“模仿对象名单”之中。
如果要举例,我大概会说,《13·67》里的枪战场景,基本上是受杜琪峰电影所启发——我没经历过枪战,新闻报道中的内容也无法呈现出小说所需要的戏剧性,我能想象到的场景只有电影。相比起欧美电影中的枪战,香港电影中的枪战更具压迫感、城市味道和真实性(即使这个“真实性”是主观的)。但港产片面对大众,对“扭桥”(按:粤语词汇,指情节反转)的要求不会太高;而推理小说针对的是吃惯复杂谜团的读者,焦点会有所不同。
所以我觉得,香港——乃至整个华语地区——的推理作品是一种复合式的发展,叙事上可能依从日本或欧美的推理小说,但在某些特定题材——例如黑道、警匪——上就会发展出独特的在地美学。
杜琪峰电影《机动部队》(2003年)剧照。(资料图)
东野圭吾悖论
南方周末:《13·67》的版权被王家卫买下。现如今国内的悬疑推理小说,影视化几乎成了唯一的市场出路,你怎么看待这一趋势?
陈浩基:《13·67》卖给王家卫的版权已经过期了,版权也已经回到了代理手上;后来甚至曾被另一位监制买下改编选择权(即“开发协定”),但在去年也过期了;现在似乎再次回到了代理手中。
说影视化是“唯一市场出路”未免极端了一点,不过也可以算是事实。或者换个说法,“影视化是少数推理小说作者可以获得支持生活、赚取财富机会的市场出路”。以中国的阅读人口来估计,能够让出版社收支平衡的推理作品应该不至于太困难——就是最基本的书籍利润可以扺销编辑薪水、印刷费用等等。但对作者而言,单靠版税就未必足够生活,尤其推理小说不容易创作,比其他类型小说更花时间,有能力“日更万字”(而且不是灌水)的作者只是少数,而收入不稳定就无法让作者安心创作。
影视化会是一个让作品从小众读者走进公众视野的好方法,而且作者会额外获得授权金,这是一个双赢甚至三赢的理想局面;不过日本市场让我们知道这个趋势也有其自身严重的缺陷,十数年前东野圭吾爆红,作品疯狂影视化,结果不少编辑要求新人作者创作“类似东野风格的作品”,就是写小说时必须同时考虑到作品影视化的可能,结果就是反过来局限了新人作者的想象力和创新性。对于作为企业的出版社而言,尽量靠近影视改编是很合理的商业决定,但长远考虑这确实又伤害了推理类型的发展,很容易出现日本五十年代末期本格推理泛滥以及八十年代初“社会派”推理公式化的困境,结果反而令推理小说更滞销了。
我很乐见自己的小说影视化,但不像一些视影视化为目标的作者,我觉得影视化的版本——包括电影或剧集——已经脱离了原作者,属于电影制作人的作品了,就像没几个人能说得出电影《虎胆龙威》(Die Hard)是由罗德里克·索普(Roderick Thorp)的小说《万事终逝》(Nothing Lasts Forever)改编的。我从来不管(也不想管)影视化的改编方向,最好让我当观众,直接看到完成品,然后让我发现“啊!原来这一段可以修改成这样子”。我有一些作品被改编成舞台剧,其中有超大幅度的改编,也有近乎完全忠实地依从原作小说进行的改编,我都觉得很好,重点是作为一个独立作品,它本身是不是有趣。
电影《虎胆龙威》(1988年)剧照。(资料图)
“思考什么是正义时,大概就是正义的表现”
南方周末:《网内人》(2017)是你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一部作品,小说中的主角阿涅可以说是一名“网络黑客+蝙蝠侠”式的角色,在法律的边缘伸张正义。进一步来看,你笔下的主角几乎从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义使者”,甚至经常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灰色地带。你怎么理解正义,或者说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关系?
陈浩基:“传统意义上的正义使者”,到底“传统意义”是指什么呢?以“蝙蝠侠”为例,他在创作初期正值美国大萧条时代,因为社会罪案率高,于是故事以法外义警(私刑者)对抗罪犯与腐败的社会体制为主题,后来更奠定了主角“不杀”的自我坚持,强调美国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与基督教观念里对生命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蝙蝠侠实在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正义使者”,至少比隔壁棚漫威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制裁者”(Punisher)要传统多了。可是蝙蝠侠无论如何都是个不折不扣的“私刑者”。暂且不谈他那以暴制暴的手段,仅就其私藏和使用杀伤性武器这一项来说,就已经严重践踏了联邦的多项重罪法条,足以让他面临长达二十五年的牢狱之灾(笑)。
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2008年)剧照。(资料图)
这其实回到了一个更根源的问题,到底何谓正义。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概念,实际上却没有一贯的标准:在柏拉图那里,正义是威权统治下追求和谐的集体理想主义;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义则是基于比例分配、保障公民个人权益的中道主义;他们之前还有辩士学派的“强权即正义”等相关论述。而中国儒家的“内圣外王”比较像柏拉图的想法,“中庸之道”就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光从古典角度来看,“正义”已经有很多种不同的诠释了,更别提往后发展出来的各种思想与理论分支。
事实上,比起“哪一种才是正确的正义诠释”,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思考过正义该如何诠释”。我的意思是,认为以大局为重、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者是正义,以及认为对个人权利应该给予最高程度的尊重、不能单纯以量化利益多寡来判断是否正义,两者其实都有理有据。就像著名的“电车难题”,不管你按不按按钮,让五个人或一个人被车辗死,都可以找到符合“正义”的理由,但同时也可能会被持相反意见者视作“不义”。现代社会中最令我忧心的是,“正义”这个词语被当成一个图腾、一顶帽子,往往被用作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或者攻击对手时所贴的标签。“因为我是正义,所以和我看法相反的你就是不义”,这种想法在今天实在太普遍了。或者用一个比较后设的说法,当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正义时,那大概就是一种正义的表现。
南方周末:正义其实是一种对于正义本身的反思和自省,它是一个过程性的问题,而不是本质化的结果。从推理小说史来看,阿涅大概更多延续了亚森·罗苹一类的角色,而亚森·罗苹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他模糊了传统黑白的边界。似乎相比起福尔摩斯,你喜欢亚森·罗苹更多一些?
陈浩基:对,读过法国的《怪盗亚森·罗苹》后,我对罗苹的喜爱度要稍稍高于福尔摩斯了。我一直觉得,“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很值得所有侦探推理小说创作者参考,然而以有趣程度来说,罗苹的可塑性更强,因为他可以不按常理出牌,读者更难预测故事将会如何发展。
我希望以现代背景创造一个亦正亦邪、非黑非白的侦探角色,于是便构想了阿涅这个黑客侦探。后来发现,这个故事很适合加强人物内心描写,结果花了更多篇幅在各个角色身上。阿涅的人设塑造,我是有点想让他担当一个发出独特声音的角色。在他跟阿怡的种种争论中,我不认为他是完全正确的,但重点是假如透过他和其他人物的对话和辩论,能够让读者一起思考,不管结论为何,我都觉得很好了。
科技可能让社会变得愚昧
南方周末:《网内人》在题材内容上主要围绕互联网资讯、网络舆论和网络暴力等问题而展开思考,有趣的是,其中的阿涅是一名黑客,而阿怡则是“电脑白痴”,你是故意进行了这样一组极具反差的人物设定吗?
陈浩基:以小说角度来看,角色落差愈大故事便愈有趣,所以阿怡“科技白痴”的设定的确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情节上的考虑。
可是,我亦很想借她来提出“科技极简主义”的主张。我觉得今天泛滥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已经扩展至科技生活中,我们对网络、手机等等的渴求超越了我们本身的需求,造成了一种浪费和负担。网络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我们轻易得到信息,但我们渐渐倚赖这些手段,而忘掉了本质。
没有网络,我们仍能沟通,仍能透过书本或其他媒介学习,这才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大众其实不用追求“顶尖”的科技,只要追求“合适”的科技就好。《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马丁仍在使用一台跑DOS的计算机以Wordstar 4.0写故事呢!他说这样的老计算机已经够用,而且他更不用担心计算机病毒!
当地时间2026年1月13日,编剧乔治·R·R·马丁出席《权力的游戏》系列新剧《七王国骑士》的柏林首映礼。(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现实中你本人作为计算机专业出身的“IT男”,同时却又是一名科技极简主义者(比如不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只用电子邮件与人交流),感觉你身上同时兼具了阿涅与阿怡两个主角的部分人设特质,在AI已经深入人们生活之中的今天,你怎么看待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网络、科技之间的关系?刚才你谈到要“合适”,但面对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多数人有时候根本来不及思考是否合适,就已经被深深卷入其中了。或者说相比起“合适”,他们更担心自己“落伍”。
陈浩基:科技发展很好,互联网很方便,近二十年科技改变我们生活的程度,我猜差不多抵得上之前近一百年吧。只是我觉得这速度之快,有点让人类无所适从了。最简单地说,法律的变革已经追不上科技的发展。例如著作权,以前很简单,复制作品就是侵权;可是在媒体电子化后,复制没有实体,我们才发觉作品和它的载体是分开的,书本或唱片只是载体,内容可以数位化;好了,终于修改好法例后,又出现串流和影音制作的个人电脑化,一般人都有能力拍摄或改编影片或音乐,于是又要修改法例研究什么是“公平使用”、什么才是“侵权”;好不容易找到结论,科技又再进一步,出现人工智能,于是我们就要开始研究到底“著作权”本身的定义是什么,用户使用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著作权属于谁,如果属于用户的话,那AI代理自行创作的作品又该如何论处……
撇开上面所说的,网络也一直在改变我们的意识形态,诸如同温层效应(Echo Chamber)、社交焦虑(FOMO)、注意力碎片化、数位孤独……然而我们的应对很慢,大多数情况都是问题出现了,我们才去思考对策。或许这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比如当初面对工业化时代也是如此。但今天科技发展的速度和触及一般人生活的程度,大概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保持客观、好好地去思考处境,那么科技反而很容易让社会回到一个愚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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