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要进行住房制度改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袁谈宏观 ,作者:老袁谈宏观
过去二十年,中国大城市修了全球最多的地铁,建了最多的房子,也经历了全球最猛烈的房价上涨。
我们一直在解释高房价。最流行的解释是:大城市土地稀缺,人多地少,所以房价必然高。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但它经不起追问。如果土地真的稀缺,为什么每个大城市周边都有大片“看起来很近、但没人愿意去住”的地方?为什么城市的行政面积动辄六七千平方公里,真正让人愿意住的“建成区”却常常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为什么地铁越修越多,通勤时间却没有明显缩短?
这些问题指向同一个答案:问题不是出在“土地不够”上,而是出在“通勤速度”上。
一、大城市高房价的根源:通勤速度锁死了城市空间
城市是什么?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城市不是地图上那圈行政边界,而是“我能在多长时间内到达工作地点”。
这里有一个被严重忽视的概念:一小时通勤圈。
一个人能接受的单程通勤时间,大概是一小时。超过这个时间,他宁可换城市、换工作,也不愿意每天在路上耗三个小时。一小时通勤圈,就是城市对于普通人而言的真实边界。
当前中国大城市的主要通勤工具是地铁和公交。地铁看起来很现代化,但真实的点到点速度并不高。站与站之间要停,换乘要走,出站还要接驳。综合下来,大城市通勤的“门到门速度”,通常只有每小时20公里左右。
2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骑一辆普通自行车的速度。
一小时通勤圈,就是以市中心为圆心、2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这个圆的面积,大约是1000平方公里。这1000平方公里,就是一座大城市真正可以供人居住的有效面积。超出这个范围,房子不是不能建,而是“住过去,上班就是受罪”。
这就是高房价的第一层真相:大城市缺的不是土地,是“一小时内能到市中心”的土地。
行政面积再大,修再多地铁,只要通勤速度没有革命性改变,城市的有效居住面积就被锁死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在1000平方公里的有效面积内,聚集了上千万人,土地供给被人为压缩,房价自然往上走。
我们来算一笔具体的账:上海行政面积634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大约1242平方公里。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真正让人愿意住的区域,不到行政面积的两成。北京行政面积1641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大约1500平方公里,不到一成。
城市不是不想长大,是长不大。因为通勤速度这根绳子,把城市牢牢捆住了。
二、高房价的系统性恶果
这根绳子不解开,房价问题就无解。限购、限贷、限价、房产税、土地供应调整——所有政策都只是在绳子里挣扎,不能解开绳子,只能缓解绳子勒紧时的疼痛。
高房价从来不只是“房价高”的问题。它是插在经济循环上的一个楔子,把消费、生产、人口、财政全部卡住了。
消费被挤压。一个普通城市家庭,月收入2万,房贷占1万。剩下的1万要应付水电、交通、吃饭、孩子教育。不是不想消费,是没钱消费。当大部分家庭都被房贷锁死时,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就被系统性压制了。消费不足→企业卖不出货→不扩产→不招人→收入不增长→消费进一步萎缩。这是一个完整的负向循环。
实体被抽血。房子比实业赚钱,这是过去二十年的基本事实。资本逐利,自然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当房地产回报率远超制造业和高科技时,资本就会从实体经济中抽离。资源错配越久,经济结构越扭曲。
生育率被压制。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不是不想,是结不起。没有房子,就没有婚姻;没有婚姻,就没有孩子。高房价是生育率的天然抑制剂,比任何政策都更有效地“降低”了生育意愿。
阶层被固化。一个人出身于有房家庭还是无房家庭,决定了他人生的起点差距。这种差距无法靠个人努力追平——阶层壁垒正在被高房价浇筑成墙。
这四件事指向同一个根源:居住成本过高,吞噬了社会运转的底层活力。
三、现行商品房制度的结构性缺陷
现行商品房制度,是在1990年代确立的。它曾经有效——在城市化高速扩张、住房严重短缺的时代,它快速建起了大量住房,解决了“有没有房子住”的问题。
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房子不缺了,但制度没变。
第一个缺陷:价高者得的“土地财政”模式。
现行制度的核心逻辑是:政府卖地,开发商拍地,购房者买单。地方政府有天然的动机推高地价——地价越高,收入越多。这形成了一个闭环:政府依赖卖地→维持高地价→开发商高价拿地→房价必然高→购房者承担一切。
第二个缺陷:房价构成严重扭曲。
一套房子的价格,建安成本大概只占20%-30%。真正的大头是地价。在热点城市,地价占房价的比例可以高达50%-70%。你花300万买一套房,其中有150万到200万是付给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这笔钱被一次性征收,由新增购房人承担。已经持有房产的人,无需再付任何成本,却可以享受城市扩张、配套完善带来的资产增值。这是一种典型的代际不公:后来者承担了城市扩张的全部成本,先到者享受了城市发展的全部红利。
第三个缺陷:持有成本几乎为零。
买一套房之后,除了物业费,几乎没有其他持有成本。这种不对称激励,使得“囤房”成为最理性的投资选择。一人多套、空置待涨,成为常态。一个空置的房子,不产生任何价值,却每年因城市发展和周边配套改善而增值。这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是制度设计的漏洞。
第四个缺陷:投机属性压倒居住属性。
当房子被当作金融产品来炒作时,它的居住属性就被边缘化了。一套房子可能被转手五次,住过的人不超过三批,但价格翻了五倍。每一次转手都有人获利,除了最后接盘的那个人。
这四件事合在一起,构成了现行商品房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它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整个系统的设计逻辑本身就是“涨价导向”的。
四、自动驾驶同步行驶:真正能改变城市空间的技术
如果有一种技术,能让通勤速度从20公里/小时提升到150公里/小时,会发生什么?
一小时通勤圈的半径,会从20公里扩展到150公里。覆盖面积,会从约1000平方公里扩展到约50000平方公里。50倍。
这不是科幻。这项技术已经在北京到雄安的高速公路上验证过了。
京雄高速已经在测试“自动驾驶同步行驶”。在编队行驶状态下,车辆间距可以压缩到10米以内——而传统120公里时速下需要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车距缩短了90%,速度反而可以更高。
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自动驾驶要改变的,不只是“司机不用开车”,而是“车辆的运行方式”。人类驾驶需要大间距,是因为人反应慢、不可靠、会犯错误。自动驾驶车辆之间可以实时通信、可以协同行动,它们可以以极小的间距、很高的速度编队行驶。
传统高速公路(人工驾驶):车速120km/h,车距100米,单车道小时通行能力约1,200辆。
自动驾驶同步行驶高速公路:车速150km/h,车距20米,单车道小时通行能力约7,500辆。
提升倍数:6.25倍。
一条双向六车道的自动驾驶专用高速公路,每小时可通过约45,000辆车——是传统高速公路的6倍以上。
京雄高速已经做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都在加速测试。技术已经越过了“能不能做到”的阶段,进入“怎么在城市里大规模应用”的阶段。
但我们现有的城市规划、土地开发、住房制度,还完全没有为这项技术做好准备。
五、住房制度改革:怎么改
交通革命释放出的土地红利,如果还是被“卖地—炒房—升值”这条老路吃掉,那它就不是解药,而是另一种灾难。住房制度必须和交通革命同步改革。不能只修路,不改规则。
核心制度设计:基础房
基础房是大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制度核心。它借鉴农村宅基地的逻辑——资格认定、一户一套、限制流转——来解决城市居住问题。
基础房由政府在郊区新城统一建设,以成本价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出售。它不是“保障房”——保障房是给低收入群体的救济,带有救济色彩;基础房是给普通工薪家庭的制度性住房,是面向大多数人的制度设计。
基础房有三个核心原则:第一,低价——房价中剥离土地出让金,只包含建安成本加合理利润,普通家庭买得起。第二,限购——一户一套,资格认定,不能自由入市交易。第三,征税——持有环节按面积缴纳房产税,面积越大税负越高,体现“多占资源多缴税”的原则。
“低价+限购+征税”三件事同时做,才能从根本上切断“低价房→囤积→炒高”的链条。只低价不限购,就会变成套利工具;只限购不征税,就会变成福利分房;只征税不低价,普通家庭依然买不起。三者缺一不可。
基础房不是福利,是制度。它的目标是让大多数家庭通过市场之外的制度通道获得体面的居住,而不是把所有人赶到商品房市场里竞价。
从“卖地”转向“房产税”。
202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4.15万亿元,较2021年峰值8.7万亿元下降超过52%。这不是暂时的波动,是趋势性的下降。
房产税不同。房子每年都在,每年都能收,且随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改善而稳定增长。它把财政从“一次性收入”变成“持续性收入”。更重要的是分配逻辑完全不同:卖地模式下,财政来自“少数新增购房人”;房产税模式下,财政来自“全体持有房产的人”。税基扩大,税负分摊,财政稳定。
上海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房产税试点,重庆也有。这些城市完全有条件先走一步,在新增开发区域实行“低房价、高房产税”的新模式。
从“高价拿地”转向“集采+逆拍卖”。
现在的房地产开发是“价高者得地”。新模式下,开发逻辑应该反过来:政府统一规划新区,统一制定建设标准,然后公开招标。开发商比拼的不是“谁出价高”,而是“谁承诺的销售价格最低”。这就是“逆拍卖”。
房价被竞争压下来了。开发商还能赚钱吗?能。因为利润来源变了:新区住宅本身不赚钱,但开发商获得商业地产的长期运营权——沿街商铺、商业综合体、社区服务设施由开发商长期持有,通过租金获取持续回报。住宅是引流工具,把人引进来;商业和服务是利润来源,持续变现。
六、未来新城的希望
改革之后的新区,不是一个“睡城”,不是一个只有房子没有生活的郊区。它是一个围绕人的真实生活来设计的完整社区。
一个小镇的规模大概几万人。镇中心是一条步行街,两旁是咖啡馆、书店、面包房、便利店、社区食堂。人在镇中心走动,完全不需要开车。沿着步行街向四周延伸,是学校和幼儿园。再往外是社区医院、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健身房。住宅区分布在小镇外侧,十到十二层的小高层,楼间距很宽,绿化率很高。
一套基础房大概300平米。一楼是客厅、厨房、餐厅和老人房。二楼是主人房和儿童房。三代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各有各的空间,各有各的生活节奏。
早晨七点半,孩子步行五分钟到学校。年轻人八点出门,开车几分钟上自动驾驶高速,25分钟后到达市中心。傍晚六点,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周末,全家步行去镇中心,孩子在图书馆,老人在广场下棋,年轻人在咖啡馆看书。
这就是新区小镇的日常生活。它不豪华,不昂贵,不刺激。但它踏实、舒适、有质量。它让“住”这个字重新变得有意义。房子不再是一个需要赌上三十年收入的金融产品,而是一个能让三代人安心生活的真实空间。
七、结语
过去二十年,中国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建立在“土地升值预期”之上。地方政府靠卖地,开发商靠涨价,购房者靠资产增值。所有人都在赌一件事:城市会不断扩张,房价会不断上涨。
但城市扩张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由通勤速度决定。当通勤速度没有革命性改变时,城市边界就是固定的。所有赌边界会继续向外推的人,最后都会撞在这堵看不见的墙上。
我们需要的,是承认一个被忽视太久的常识:城市边界不是行政边界,而是通勤圈。通勤圈不扩大,任何在边界之外的土地开发都是赌博。
现在,改变通勤圈的技术已经出现了。自动驾驶同步行驶高速公路可以把一小时通勤圈扩大几十倍。这是城市化以来,中国大城市第一次有机会从根本上突破空间约束。
但技术只是条件。要让技术红利变成普通人的居住改善,还必须配套住房制度改革。基础房制度解决“住有所居”,房产税解决“财政可持续”,逆拍卖解决“成本可控”。这三件事必须一起做,缺一个都不行。
住房问题本质上不是房价问题。它是一个关于“城市应该怎么长、房子应该怎么用、人应该怎么住”的制度问题。技术已经准备好了。制度还停在原地。
现在需要的,是改革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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